支振鋒：疫情下需重新確定“羣己權界”

進入秋冬時節，個別城市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一些確診者如成都某女士、瀋陽某老人的流調軌跡公佈後，其發病期間“全城溜達”，甚至存在違反“14+14”居家隔離規定的行為，引發了輿論討論。

爭論最多的是公民個人隱私和個人信息的泄露問題。必須要指出，確診患者本身是不幸的，他們首先是患者，不是罪犯。流調及疫情防控部門出於疫情防控的需要，有必要公佈確診患者的特定信息。同時，公開信息的範圍應該嚴格限制在疫情防控所需的範圍之內，比如行程和位置信息，還要避免憑藉公佈的信息單獨或與其他信息相結合而識別到確診患者個人。因為對於疫情防控而言，重要的是追蹤病毒，而不是追蹤病人。即便是追蹤病人，最終還是為了追蹤病毒。對於公眾來講，只需要知道有這麼幾例確診者及其行動軌跡，以做好自身防護即可，完全沒有任何必要確定他們是某個特定個人。

公民個人信息保護出了問題，但具體情況卻複雜得多。就那位瀋陽老人來説，固然其個人信息應該得到保護，網民不應對其進行人肉搜索甚至網絡暴力，但對於這樣一位不遵守疫情防控規定、帶病亂跑，影響普通市民生活甚至生計的人，公眾可以不知道她是誰，但從道德上對這樣的人進行譴責，甚至依法追究其責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個人信息保護保障的是人的具體姓名和身份，而不是保障違規違法者免予公眾譴責。

由於不能在公民個人信息保護和社會道德評判之間做出區分，網絡輿論雖然熱鬧，卻往往是各執一詞。這種爭議，在更大程度上加劇了分歧，助長了對社會問題的情緒性反應。應該認識到，由於新冠疫情這樣的公共衞生突發事件，以及核擴散、氣候變化、網絡空間等新情況新問題，人類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個人與集體、社會的關係正在面臨重新界定。對於成都女士、瀋陽老人這樣的病毒傳播重要節點，相關爭議實際上預示着在人類新時代所面臨的新問題上，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可能需要新的調整。

得益於技術的進步和賦能，工業時代以來人類進入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的增長。特別是二戰之後，在源自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的推波助瀾下，這種個人主義和自由更是登峯造極，成了個人至上主義。人更關注自己的自由、感受和生活方式，更少關注他人、集體和社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思想家貢斯當區分了重視集體的古代人的自由和重視個人獨立的現代人的自由。

然而，由於互聯網的出現，世界真正成為地球村，網絡空間成為全新的人類空間。而核擴散、氣候變化、網絡犯罪、重大傳染病也日益穿透村落、城市和國家，成為哪怕連最強大的主權國家也無法單獨解決，而必須是個體、社會、主權國家、全世界、全人類共同應對的問題。這就是我們必須從鬆散的萬國體系、緊密的國際體系向更緊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的原因。

特別是對於重大傳染病疫情這樣的考驗，不僅是主權國家、國際組織、國際社會要共同努力，每一個地球公民、每一位社會成員，都責無旁貸。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面臨重新界定。工業時代產生、並在二戰後被推向極致以至於扭曲的個人至上主義應該得到認真反思。我們應該更加從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獨立上，來理解個人自由和權利。這也是一百年前嚴復將自由翻譯為“羣己權界”的本意吧。（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