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中國扶貧是發展經濟學新實踐

剛剛過去的2020年，我們向深度貧困堡壘發起總攻，決戰脱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奮鬥，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脱貧，令全世界刮目相看。同時，個別西方媒體的“酸葡萄”心理依然存在，《紐約時報》英文國際版近日發表文章，歪曲中國扶貧工作“價格高昂”“難以持續”，是“浪費納税人的錢和政治作秀”。針對這種誤讀，我們該如何向他們客觀、理性地闡述中國的扶貧實踐？

我們必須要看到，脱貧減貧不僅僅是中國的挑戰，也是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西方現代經濟學界不僅高度重視該領域的研究，而且形成了專門的經濟學分支——發展經濟學。今天，中國大專院校的經濟學相關專業，發展經濟學都是必修課程，其中很多理論都已在我們的脱貧攻堅中得到應用。毫不誇張地説，發展經濟學是21世紀全球經濟學的“熱點”。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給了“利用實驗性方法在全球脱貧”方面做出貢獻的三位學者。

中國的脱貧減貧事業沒有脱離全球實踐，只是我們的很多幹部和學者，沒有機會、也沒意願“透徹”研究西方前沿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貧困問題十分複雜，西方學者的實驗性研究，在我們人口達上百萬、各種問題盤根錯節的貧困縣那裏，都是“小兒科”。當然，我們也缺少經濟學功底紮實、能理解西方經濟學話語、有機會深入貧困地區一線、善於總結理論和廣泛溝通的經濟學家，把中國的扶貧研究推廣到全世界。

西方經濟理論界及媒體與中國的脱貧實踐者缺乏溝通。實際上，在扶貧領域，溝通問題也一直是個重大技術挑戰，富裕地區拿出資金、資源對接貧困地區，很多時候都遇到“雞對鴨説”、理念不同、工作效率差異、資金利用等問題，原因就是區域間不同人羣的溝通障礙。美國通過政治方式解決貧困問題之所以陷入黨派之爭的死循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同背景、不同社會地位、不同膚色、不同宗教的人羣沒有形成良性溝通機制。因此，針對扶貧減貧挑戰，發展經濟學首要的課題，就是研究貧困地區的幫扶者與被幫扶者良性溝通的問題。

在溝通機制的建立上，中國特色的扶貧工作是有巨大成績和經驗的。過去8年，中央政府為貧困地區派出了50多萬名“第一書記”，更有300多萬名“駐村幹部”駐村幫扶，目標就是要提升各級政府部門對貧困地區、貧困問題的瞭解，提升貧困地區幹部羣眾對發展致富的認識，所謂“扶貧先扶智”。這是完全符合發展經濟學原理的，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所在。以筆者多次深入貧困地區一線的調研所見，中央各部委中很多深入貧困地區的掛職幹部，通過兩三年的脱貧攻堅實踐工作，對當今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有益於他們未來在全國性公共政策制定中，考慮更周全、更實事求是。

世界任何地方貧困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善用政府這隻“有形的手”、配合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共同促進貧困地區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筆者有幸參與並跟蹤了中國資本市場對貧困縣的幫扶工作，見證了過去8年來一批批證券、基金、期貨、上市公司走進貧困縣幫扶的歷程，親歷很多感人至深的扶貧故事。要知道，全球的貧困地區都缺乏現代金融服務，中小企業融資貴、融資難的問題，在貧困地區更加突出。中國金融扶貧的很多實踐都開創了人類金融市場扶貧的新模式，值得認真總結。

去年在馬來西亞的一個全球論壇上，筆者有機會把這些扶貧案例分享給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令他們大感興趣，也有所思考，真實的中國扶貧故事，絕對不是一場“無腦”的社會運動，更不是簡簡單單靠錢就能解決社會“頑疾”的過程，而是克服了困擾中國經濟上千年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挑戰，是標準的發展經濟學研究課題，完全應該得到全球媒體和學者的尊重。

展望未來，中國的發展經濟學實踐遠沒有結束，要保證已經“脱貧摘帽”的貧困地區不返貧，除了持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還要更加註重市場這隻“無形的手”，通過對縣域經濟層面的公共財政現代化建設，鼓勵社會各方面共同幫助欠發達地區培育龍頭企業和支柱產業，讓貧困地區飛出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金鳳凰”，帶動本地的就業和税收，促進中國農村的現代化振興。（作者是甬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