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永純：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是“行動的法”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週將國會通過的“2020年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簽署成“法”。這是美方炮製的又一部以法之名干涉他國內政的惡法。該法案將中國國家依法規制藏傳佛教轉世傳承的規範體系承認為“轉世制度”，卻對制度產生的歷史事實、法理邏輯、倫理基礎、制度精義等表現出罕見的無知。

轉世制度是具有確定淵源的法

熟悉西藏地方歷史文化的人都知道，藏傳佛教是佛教在中國本土化後的宗系之一。藏傳佛教的法嗣傳承主要有家族世系傳承、師徒戒法傳承、寺主法座傳承等。1288年，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僧人為保證宗派存續，針對元朝中央政府封授教領的政策，遵照前教領關於其將轉世的諭示，訪得轉世靈童讓迥多吉。讓迥多吉繼任該派教領法嗣“噶瑪巴”後，元朝中央政府於1334年賜予其“曉悟一切空性噶瑪佛”的敕譽，並頒發敕書、國師印、水晶印盒和金字牌等權符，形成中國治藏史上第一個中央政府確認轉世靈童承襲法嗣的典例。從法治實踐看，這個典例表明轉世傳承的產生存在中國國家法權體制這樣一個前提。

明朝建立後，在元朝封授慣例基礎上植入覲展和審查的定製。此後，明朝中央政府將封授、覲展、審查的施政行為，固定為一種需要“隨時援引的典例”。1793年，中國中央政府又向西藏地方和藏傳佛教界齎發“金瓶”，並應當時的八世達賴喇嘛“立定法制”“垂之久遠”的立制請求，同藏傳佛教宗教共同體協商訂立了“金瓶掣籤”條則。“金瓶掣籤”以某種“創制條款”的成文法形式，標誌着轉世制度的正式生成。此後的中國中央政府將之以“舊制”“定製”“歷史定製”進行指稱，在審慎地宣明融貫的效力之後，擴展形成了新的法律法規。

通過回溯轉世制度形成過程中曾發生規制意義的那些規範，我們可以看出，轉世制度無疑是具有確定淵源的、層累的法。美國立法機構在法案中載明：“要求修訂條款必須增加‘包括關於藏傳佛教轉世制度的內容’”，既以“制度”定位作為法的轉世制度，又對制度化脈絡幾無所知。活佛轉世制度產生的倫理基礎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公共福祉的需要，美國立法機構混淆轉世、轉世傳承，將轉世傳承這種涉法行為定義為“深層的精神信仰”，由此將合理的法律規制曲解為“干預”，這充分表明美方在實施立法行為時的傲慢以及惡意干涉他國內政的顢頇。

轉世制度具有融貫的效力和實效

回溯轉世制度的制度脈絡，可以發現轉世制度是中國國家為克服西藏地方佛教傳承中的秩序失範，而由國家執行的儀則與制定性規範的總稱。其規範範式可分為兩大部分，一為常法，是轉世制度的本部，主要是不同時期中國曆代中央政府制定的成文法；二為儀則，包括教義和規誡、作為程序的儀軌、國家參與的傳承典例、象徵國家法權的器物，這是轉世制度的從部。

而“歷史定製”是轉世制度中“金瓶掣籤”及其後的典例，隨歷史逐漸積累為強制性規則並預設了固定的行為模式，同時暗含特定法律後果，因此被中國曆代中央政府作為“鎖閉規範”，融貫於每一時期形式豐富的“當下規範”之中，並默契地以“循舊制”或“遵照歷史定製”等話語予以表達和施行。

通觀涉藏曆史定製的實施事實，可以發現國家法權一是保證了教領忠實於宗教教義和規誡；二是對傳承儀軌作為程序進行了法的承認；三是對轉世者履行身份確認；四是表徵國家對全部傳承儀程進行見證；五是為保障公共利益對法嗣傳承的正當、公正進行監督；六是對法嗣承襲者的智慧復明履行公共投入義務；七是對敕譽承襲儀程和敕譽繼承者的佛學果位履行確認義務；八是對法嗣傳承過程中的信眾權益負有保障義務；九是承擔敕譽權符的依制授予義務和最終確認義務；十是國家與宗教共同體共同承擔歷史定製安定義務。

顯然，國家法權體制的參與，使宗派法嗣傳承不再是藏傳佛教高級僧侶間的私人話語，而是能夠有效實現公共利益的宗教社會行為。美國所謂“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選擇、教育的任何努力”，實質目的不過是以“長臂”滋擾一個主權國傢俱有厚重傳統的國內法發揮效能。轉世制度在特定歷史語境和文化傳統中創制，成功化解了特殊衝突，使理性、秩序、和平等良善經驗被固定下來，其效力和實效被歷史事實所證實、被人民所信守，絕不會因為其他國家的“法律霸權”而變化。

轉世制度精義在於國家法權主治

美國法學家富勒説，法律事業的“內在道德”是“使人類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看，這種觀念具有經驗上的合理性。奉行轉世傳承的藏傳佛教宗派，因傳承儀軌失真，導致教領或活佛“皆出一家”，並由此釀成對公共福祉的戕害和對政治安定的威脅，中國國家為促使宗教傳承良好運轉，決定對涉法的宗教傳承行為進行合理調節，轉世制度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正式產生。

中國國家以敕譽為基礎，通過典例積累和歷史定製的實施，逐漸積累了“敕譽專授權、定製維護權、最高立法權、最高審批權、最終解釋權、最高處分權、靈童審查權、傳承禁止權、廢立權、外事權”等共十項主要權力。要在西藏地方實施國家法主治，保證政治安定並有效保護更多普通國民，就需合理規制教領們恣意獲取活佛身份的權利。可以説正是因為“國家法主治”，才形成了妥協的靈感和原則，藏傳佛教才佛事和順，延續至今。美國以所謂“根據公認的宗教自由權利，在藏傳佛教信仰界內單獨確定其身份和職位”的説法，缺乏對中國歷史傳統和中國法律的尊重，也顯示了其立法上的蠻橫與荒誕。

總之，中國國家規制轉世傳承的實效不是限制宗教發展，而是希望以明確、普遍的規範，使宗教共同體和教領在行事時獲得確定性。從法的淵源、效力、運行看，轉世制度是國家和宗教共同體基於公共利益創立的“行動的法”，公共利益由此構成了法的倫理基礎。而歷代中國中央政府依法對宗教事務中的涉法行為實施管理，無疑屬於中國內政事務。西藏地方也正是因為轉世制度和新中國的成功治理，實現了民族團結、宗教和睦、佛事和順和文化繁榮。（作者是廣西大學中國法歷史學研究院院長、法學教授；本文也是作者擔任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的年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