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慧萍：德國向歐盟交出了怎樣的答卷

德國在2020年下半年的艱難時期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引起各方矚目，期待其利用歐洲主要大國的地位，推動歐盟對內增強凝聚力，對外提升行動能力和國際影響力。德國上任伊始也提出“共同讓歐洲再次強大”的口號，拿出涵蓋疫情應對、氣候保護、全球夥伴關係等重點議題的施政綱要。而今，輪值期限已到，從其實際表現看，德國基本經受住了過去半年間出現的重重政治考驗，整體上發揮了歐洲大國的責任擔當和領導角色，引領歐盟的戰略自主、綠色轉型和數字創新，《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簽訂更是在最後一刻為德國擔任輪值主席國增添了濃重的收官之筆。面對波詭雲譎的歐洲和全球大變局，德國交出的答卷事關歐洲未來。

新冠“世紀疫情”的擴散及其引發的經濟和社會停擺令歐洲陷入戰後最嚴重的危機，德國承擔起重塑後疫情時代歐洲未來的使命，誓言打造“新冠輪值主席國”，將疫情防控和經濟復甦列為施政的重中之重。

由於公共衞生政策權限在成員國，歐盟層面難以採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對於歐盟及其輪值主席國而言，應當盡到的職責就是協調各國防控政策。自德國擔任輪值主席國以來，歐盟進一步改善防疫政策的協調以及重要醫療物資的共同採購，部署和推進疫苗的研發、採購、審批和接種工作。

而更為艱鉅的任務是在財經政策上創造條件，克服疫情造成的經濟蕭條，主導疫後的經濟復甦。歐盟財政紓困計劃的推出一波三折，7月中旬，經過四天四夜的漫長談判和對方案的反覆修改，歐盟特別峯會就創紀錄的1.8萬億歐元歐洲經濟復甦計劃和多年財政框架達成一致。此後，歐盟財政計劃一度遭到波蘭和匈牙利的否決，直到輪值期間最後一次歐盟峯會上，德國提出妥協折中方案，方才最終掃清財政計劃的審批障礙。回顧歐洲復甦計劃的出台過程，德國全程發揮關鍵作用，復甦計劃的通過維持了歐洲團結，印證了歐洲的行動能力，也毫無疑問成為德國輪值期間最主要的標誌性成果。

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還推動了氣候保護、數字、歐美關係以及安全防務等領域的進展。比如在數字政策領域，一方面，加強數字經濟監管，在全球率先拿出《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並計劃自2021年底起徵收數字税，以擴建歐洲“數字主權”，影響塑造全球數字市場的遊戲規則；另一方面，提高歐洲在未來科技領域的競爭力，夯實歐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繼續推動德法企業實施“蓋亞—X”項目計劃，建設歐洲自己的雲存儲架構和標準，並推動投資人工智能、半導體技術等技術領域的自主研發。

然而，在難民、非洲政策和歐盟擴大領域，德國成果寥寥。這三個問題均關乎歐洲周邊的安全與穩定，對歐盟的意義不言而喻。它們之所以被擱置或推後，不全是因為疫情影響，很大程度上還是歸因於歐洲內部在這些議題上的頑固分歧與利益博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輪值主席國期間，無論是在一體化建設，還是在對華政策領域，德國總理默克爾均比以往更加積極主動地引領和塑造歐盟層面的政治議程、基本路線和發展方向。

在一體化建設領域，默克爾在歐洲復甦計劃的出台過程中做出罕見讓步，與馬克龍共同提出設立歐洲復甦基金的紓困計劃。即便在歐債危機期間，德國都沒有鬆口逾越財政紀律“紅線”，此番主動提議由歐盟在資本市場舉債並無償救助重災國，看似出人意料，但也有跡可循。第二次輪值主席國時間上接近默克爾政治生涯的終章，今年9月德國將舉行大選，默克爾已經表示不再參選，再加上遭遇疫情這一歷史性考驗，促使她打破長期以來對於財政一體化的禁忌，也體現了其打造歐洲政治遺產的意圖。在促成歐盟財政預算和復甦計劃的過程中，默克爾發揮關鍵斡旋作用，做了大量説服工作。對於她而言，歐洲團結、戰略自主、利益平衡、氣候保護與數字化轉型，均是其歐洲政策中的關鍵詞。

在對華政策領域，默克爾高度認可中歐關係的全局性和戰略性，是在任期間訪華最多、最瞭解中國的歐洲政要之一。她高度重視對華經貿利益和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將中歐關係作為輪值主席國的外交政治優先事項之一，並倡導9月14日在萊比錫召開“中國-歐盟峯會”。此次領導人會晤雖然由於疫情影響並未實現，但仍按原定日期召開了中德歐視頻峯會，建立起中歐綠色和數字高級別對話機制。此外，默克爾一直力促年底前完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談判。

在對華交往中，默克爾貫徹利益與價值觀相平衡的思想，主張既要同中國建立良好關係，又要有效代表歐洲利益，其對於中國的定位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競爭者，這種相對全面均衡的中國觀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整個歐盟，為其對華關係定下了“接觸”而非“脱鈎”的基調。中歐在年底前最後一刻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完成了雙方領導人2019年4月設定的談判期限，不僅為將近7年的談判順利收官，為當前經濟低迷、疫情形勢嚴峻的歐洲注入增長動力，而且也為德國擔任輪值主席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