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國際反恐形勢因疫情更趨複雜

1月2日，不明身份的持槍者襲擊了尼日爾西部的兩個村莊，造成約100人死亡。這一事件使疫情下相對沉寂的國際恐怖主義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事實上，2020年的國際反恐形勢貌似受到疫情的抑制，事實上卻仍暗流湧動，甚至在局部地區出現恐怖主義借疫情掩護反彈的情況。美國等國家反恐政策的功利化和消極化也使國際反恐形勢更加複雜。

需要看到，當前全球恐怖主義在疫情掩護下悄然復甦。一方面，因為疫情的緣故，世界在2020年並未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另一方面，各國都在將人力、物力和財力轉向抗擊新冠疫情而減少反恐投入，恐怖組織尤其是“伊斯蘭國”得以在暗中重建，而美國受新冠疫情、大選以及在中東地區進行戰略收縮等因素的影響，其反恐政策日趨消極和功利，也助長了恐怖主義的發展。與此同時，敍利亞、利比亞、也門等固有衝突久拖不決，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納卡衝突等新的熱點問題層出不窮，也為恐怖主義的發展尤其是為“聖戰”分子跨國流動提供了條件。而且，疫情造成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尤其是民生危機，從長期來看更有利於恐怖組織的人員招募。受此影響，中東和南亞恐怖勢力的復甦重建乃至恐怖襲擊反彈的勢頭不容小覷。此外，歐洲右翼勢力和激進伊斯蘭勢力的惡性互動也使歐洲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痼疾持續加深。

中東、南亞、非洲恐怖組織、極端組織尤其是“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恐怖襲擊反彈的勢頭值得關注。在伊拉克，從2020年3月開始，參與打擊“伊斯蘭國”的國際聯盟軍隊陸續撤出，伊拉克政府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抗擊疫情，這些都為極端組織的重建和反彈提供了可乘之機。據統計，2020年1月至8月，“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共製造292起襲擊事件。伊拉克西部與敍利亞接壤地區、北部和中部山區成為“伊斯蘭國”活動的重要區域。當前，“伊斯蘭國”組織技術及戰術更為精進，危險係數也更大，且通過各種方式在籌措資金，重建組織。據聯合國一份最新報告，目前在伊拉克和敍利亞的“伊斯蘭國”成員仍多達1.8萬人，其中有5000-6000名武裝分子，其餘都是潛伏組織和同情者。該組織在非洲、南亞和東南亞的區域分支機構繼續招募追隨者的能力有增無減，而且通過社交網絡得到全新的支持。

在南亞的巴基斯坦，2020年1-8月發生了221起恐怖主義襲擊事件，佔全國公共安全事件總數的56%，俾路支省及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簡稱“開普省”）是恐怖主義的重災區，襲擊對象包括政府部門、軍警人員，宗教場所和大型市場等人員聚集性場所，且大都帶有政治、民族或宗教色彩。此外，受美國和“ 阿富汗塔利班”和解談判的影響，活躍在阿巴邊境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向巴境內回縮的趨勢日趨明顯，這也導致巴基斯坦反恐形勢的複雜化。

美國反恐政策日趨消極和功利，帶來的負面影響也需要深入研判。第一，美國繼續在阿富汗、伊拉克、敍利亞撤軍，儘管不同時期維持有增有減的彈性政策，但其總體趨勢是繼續收縮，當前伊拉克反恐形勢的惡化與此密切相關。第二，美國對阿富汗塔利班又拉又打的政策，難以實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勢的穩定，甚至不排除塔利班的分化以及南亞極端勢力的重組。第三，美國暗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將軍的“國家恐怖主義”做法，以及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對以色列肆無忌憚的偏袒，置巴勒斯坦權益於不顧強勢推進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和解等行為，都是刺激恐怖主義的消極做法。第四，美國把中國的反恐、去極端化政策與人權問題掛鈎，對我們橫加污衊和指責，是把反恐與人權掛鈎作為與中國進行戰略博弈的工具。

歐洲的情況也令人擔憂。2020年11月，法國、奧地利相繼發生恐怖襲擊。歐洲恐襲事件頻發的外部因素是“伊斯蘭國”在中東遭受沉重打擊後利用難民潮向歐洲滲透，內部因素則在於歐洲國家長期積累的穆斯林族羣與主流社會的關係問題，各國政府政策失當尤其是右翼勢力與激進伊斯蘭勢力的惡性互動，導致伊斯蘭極端分子和右翼極端分子製造的恐怖襲擊成為難以根除的痼疾，並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氾濫尤其是“獨狼式”恐怖活動，已成為歐洲最棘手的恐怖威脅。（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