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昊宇：日本須正確理解中國發展變化

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是當今世界各國都難以迴避的重要課題。作為中國的近鄰，日本在這個問題上心態更為糾結和複雜。去年以來中日兩國民眾好感度出現温差，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垂秀夫日前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希望中方能好好研究造成日本對華感情不佳的原因並扭轉這種局面。

垂秀夫大使的發言，處在日本外交官的立場看似無可厚非，但在筆者看來，則難免有將日本對華民意不佳歸咎於中方之嫌，這顯然有失公允。只有客觀分析彼此民意反差的原因，才能找到解決辦法。

曾幾何時，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一直讓日方耿耿於懷。近年來，中國民眾的對日認知悄然發生了變化。這首先要歸功於中日直接交流的擴大。據日本觀光廳統計，2019年中國大陸赴日遊客人數近1000萬人次，這個數字是2012年的5倍。

對日本認知的轉變，也表現在對前首相安倍晉三的看法上。作為保守政客的代表人物，安倍以修改和平憲法為執政目標，歷史認識難言正確。較之其上任之初時中方充滿警惕，去年他突然辭職後，中國國內輿論一度給予了肯定評價。在中國學界和輿論界，對日本的“再認識”也成為一股潮流。隨着中國經濟轉向追求更高質量發展，日本在國家治理、社會公平、生態環境、防災減災等領域的成績引發關注，主張重新評價冷戰後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觀點日益增多。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民眾的對日認識正在從“泛歷史問題化”中走出來，日益全面理性和多元化，這是中國社會進步成熟的表現。

反觀日本國內，對華認知並未與時俱進，消極負面報道始終佔據主導，持續影響着日本民眾對華感情。近年來涉華民意呈現不斷下滑之勢，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裏面既有日本媒體“報憂不報喜”的慣性思維作祟，而根子裏則反映了日方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二戰後，日本從戰爭廢墟中實現經濟騰飛，全面吸收西方現代自由民主思想，重新躋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行列。對於長期積貧積弱的中國崛起趕超，日本的心態顯然還沒調整過來。

筆者曾長期在日本學習工作，日常關注日本媒體的涉華報道，總結了日本對華負面新聞的幾大特點：一是“異質論”，無視中日國情的巨大差異，意識形態先行，給社會主義中國貼上“異質大國”的標籤，認為不符合日本“常識”的就是“異端”，不符合西方政治體制和行事習慣的就是“專制”；二是“崩潰論”，日媒日常涉華報道熱衷於聚焦放大中國經濟和社會中的矛盾問題，書店醒目位置常年充斥着渲染中國“經濟崩潰”“國家分裂”的書報雜誌；三是“威脅論”，對於中國釣魚島巡航常態化、加快國防建設，日本格外敏感，主動對號入座，認為中國強大起來後擠壓了日本的生存空間，威脅日國家安全，甚至認為中國要對日“復仇”的極端觀點也有一定的市場。

去年以來日本對華好感度的下降，有日本國內大肆炒作中國對釣魚島巡航的因素，深層次原因還是源於對中國缺乏瞭解，思想上故步自封。當前日本面臨嚴峻的少子老齡化危機，年輕一代的“佛系”和“無慾”成為社會話題，願意出國求學旅遊的年輕人在減少。對中國現狀缺乏直觀瞭解，容易受到媒體負面報道的影響，也是日本對華民意欠佳的重要背景。

中國的發展進步需要學習借鑑日本的經驗，而日本也需要全面認識和理解中國的發展變化。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和平相處、求同存異、合作共贏才是兩國唯一正確選擇。中日兩國領導人提出要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首先需要雙方樹立契合時代變化的相互認知。為此兩國政府要強化正面引導，媒體智庫加強客觀研究報道，民間各界要開展新時期的國民大交流，才能逐步改變兩國“近而不親”的局面。扭轉日本民眾對華感情固然需要中方多做努力，但更需要日方反躬自省，從正確理解中國的發展變化做起。（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