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美國將“迴歸”全球化或是個錯覺

美國政府將在一週後進行權力交接。有關拜登政府未來內外政策的討論和預期將會逐步得到驗證。在這些討論中，一種説法認為拜登將對特朗普政府諸多舉措“清零”，甚至將美國內政外交政策“恢復”至特朗普執政前的狀態，這在相當程度上意味着迴歸以往的全球主義和多邊主義。

美能否“重啓”全球化備受關注

很多人對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操作備感失望，認為這不僅惡化國際關係、加劇世界政治緊張，也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強化政治紛爭。現在拜登有可能重啓全球化和多邊主義，這重新點燃了他們的希望。

下屆美國政府真能迴歸以往美國所領導的多邊主義和“全球化大潮”嗎？這或許是個錯覺。無論拜登曾經多麼認同奧巴馬時期美國的內外政策，經歷過去四年，今天他所面對的也已是新現實。雖然特朗普即將卸任，但“特朗普主義”仍廣泛存在於美國社會並將繼續作用於美國政治，這不是拜登想回避就能迴避的，因為“特朗普主義”折射了當今美國需要面對的不少真實問題和挑戰。

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客觀上已將一個關鍵性問題帶入美國話語場，那就是全球化和多邊主義對美國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相反？這就需要對什麼是“全球化”重新做出理解。

全球化有其政治限度

全球化以往多被認為是中性的，主要是一種經濟過程。但近年來，對全球化的不滿出人意料地很大一部分來自發達國家，這在提醒人們，以往對全球化的一些美好想象，可能是對全球化的性質缺乏足夠了解，而它主要又緣於對全球化從何起始及其本原體認不足。

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在20世紀下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裏，冷戰及其聯盟結構提供了世界經濟在其中運作的框架，即國際市場（經濟）的背後是國際權力（政治），全球化不是“自生自發”的，而是權力建構的結果。這一輪全球化的起始條件是“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啓程於冷戰期間、服務於霸權競爭目標的全球化，在展開過程中也受到強勢政治力量的塑造，構建了資本與國家的有機互動和回饋，即霸權國家為資本的跨境流動提供政治支持，而資本在帶動技術擴散、獲取利潤的同時，也為霸權國家鞏固優勢地位、化解國內問題創造更好的物質與技術條件。

美國在二戰結束後主動幫助歐洲原殖民國家重建工業基礎，向冷戰前沿戰略要地的盟友單方面開放市場，以及後來接受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都是同一邏輯在不同時期的類似演繹，這也是過去一些年間“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這一話語的由來，以及全球化、多邊主義和戰後國際秩序的實質所在。

全球化在起始時很大程度上是霸權國家的一種投資品，它的“出身”就已包含政治上的選擇性，這決定了它的擴展有兩個基本政治限度，一是從全球化的主導型國家與跟隨型國家、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來説，存在着國際政治的平等限度；另一個是從廣義的政商關係來説，存在着資本與政治的互進限度。

就前者來説，這意味着戰後以來所謂平等的國家間關係，只是形式上或某些局部的平等，實質上卻是以不言自明的不平等為前提，強勢國家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被視為二戰的勝利果實之一，是不能允許別人拿走的。就後者來説，對資本建立起一定的約束機制，是對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前期國際國內政治失敗的應對，資本的自由要以能夠促進國家內部的共同福利為前提。

以往的全球化路徑無法延續

但隨着冷戰結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及其背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動力弱化，資本與國家的關係在20世紀晚期以來的演變中，出現一些與以往大為不同的新現實，它們開始突破曾經有過的政治對資本的規制，使上述兩個限度均被打破。

資本與政治的互進關係被打破，使得資本運動不再如以往那樣有益於美國內部問題的化解。國際政治的平等限度被打破，相當程度上是在不平等的國際權力結構的保障下，全球化破解了資本與政治互進限度的結果，也即資本在突破政治的規制、獲得前所未見的行動自由後，反過來瓦解了曾在國際體系中擁有主導權國家的權力優勢，這一過程可謂是反噬。本是政治權力延伸手臂的全球化，反過來卻成為斷其臂膀的砍刀，這是全球化的動力提供者始料不及的。

戰後一段時期內資本與政治在美國的協力共進關係，正是在過去一些年的全球化進程中被侵蝕的，簡單回到以往的全球化和多邊主義，意味着政治進一步被資本所駕馭，這對美國內政外交來説幾乎是不可承受之重。全球化有其成本，在不少美國人看來，在這一輪全球化的初始和展開中，美國曾為實現冷戰的政治目標和“規制”中國，主動出讓市場和放鬆對資本的管制，但損失是美國自身實體產業的衰敗和競爭力的弱化。這個成本，美國今天還願意或能夠承受嗎？

全球化不再可能沿原有軌道繼續下去。拜登政府在進行政策選擇時的限度，很大部分就來自全球化的限度。他或許還會重拾“全球化”“多邊主義”這些概念，但非常可能的是，這些舊詞語將被添加進新的內涵或被“基因改寫”。與四年前相比，拜登在今天看到的美國和構想的美國未來，都應該已發生些許變化，這決定了他雖然會部分承繼奧巴馬政府時期的政策，但又不得不因應新的形勢有所改變。（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