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豔東：數字經濟下勞動法需與時俱進

近期，勞動者保護等話題引發社會關注，有輿論發起互聯網公司是否應嚴格限制勞動時長的討論。

在工業社會，機器生產統一、勞資關係簡單，《勞動法》（含《勞動合同法》，下同）不分崗位、工種推行8小時工作制等保護制度。然而，平台經濟改變了工業時代的勞動模式，如勞動報酬即時提成而非按月發放、勞動者自帶生產資料（車輛、手機）而非由平台提供、勞動者自己安排工作場所和時間而非由平台決定。在生產方式多元化的時代，《勞動法》規定的很多保護制度脱離了生產場景；在勞動方式靈活化的年代，《勞動法》的一些強制標準需適應經濟形勢。

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是硬道理，但機械執行8小時工作制並非最優思路。面對多元、個性、靈活的就業形勢，未來《勞動法》修訂需本着“以市場調節為主、國家保護為輔”的思路，擴大保護範圍，減少強制標準，實現勞動者利益的最大化。

我國《勞動法》實行簡單的二元劃分，從屬於企業的勞動者，其勞動關係會受到《勞動法》的強保護；相反，具有獨立性的勞動者，其勞務關係只能受到《民法典》的弱保護。勞動、勞務關係的二分法，落後於平台經濟的發展需要。

從“集中勞動”轉向“分散工作”，是社會發展的趨勢。工業時代的生產模式是大工廠、流水線，勞資關係是簡單的“企業僱用員工”，工人統一上班、分工生產、集體下班，“朝九晚五”的打卡制就是這一模式的產物。但是，“集中勞動”的必要性正在降低。一方面，“集中勞動”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如早晚高峯的擁堵，節假日生產資料的閒置，對子女照料的缺失等。另一方面，互聯網允許“分散工作”，互聯網可以讓不同場所的人一起工作，在疫情期間，遠程會議、居家辦公成為新的工作模式；此外，平台經濟也帶來了靈活的勞動方式。

遺憾的是，平台經濟的很多勞動方式，不符合《勞動法》要求的“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從屬性”標準，使平台與從業者之間無法成為勞動關係而只屬於勞務關係，如法院判決很少將網約車司機認定為受《勞動法》保護的勞動者。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發佈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9）》，我國共享經濟參與者約7.6億人，其中提供服務者約7500萬人，平台員工為598萬。顯然，大量平台經濟的勞動者不在《勞動法》保護範圍內。

發達國家已將多元就業模式納入法律強保護之中。例如，德國在僱員之外，提出了“類僱員”的概念，將依靠平台獲利、但又缺乏從屬性的勞動者，納入《勞動法》的保護範圍。2017年，美國紐約市出台了《自由職業者權利法》，通過要求籤訂書面合同等方式保護自由職業者。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居全球前列，《勞動法》也應當擴大保護範圍，將靈活工作的從業者納入勞動關係的保護範圍。

雖然《勞動法》應擴大保護範圍，但具體保護制度（如最低工資、最長工時），更應交給市場調節，而非將保護標準絕對化。歐美等國家實行嚴格的強制保護標準，但在產業鏈全球化的時代，歐美企業家不願意僱用本國工人，紛紛將產業轉移至海外。美國的“鐵鏽地帶”、歐洲的高失業率，都是企業家實行監管套利的結果。我國應當防止強制保護標準對產業發展的副作用。對勞動時間等具體制度，應本着“勞動者利益最大化”的思路，讓市場發揮作用，實現從“強制干涉”到“經濟制約”的轉變。

首先，在數字經濟時代，勞動內容發生了重大變化。《勞動法》的基本理論產生於工業革命時期，旨在保護強大資本下的弱勢勞動者，立法樣本是汽車、鋼鐵等領域的藍領工人，8小時工作制也是以體力勞動、集中生產為背景的制度安排。但是，今天的生產方式截然不同。一方面，隨着人工智能的推廣，重體力勞動明顯減少，腦力勞動的白領工作之比重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平台經濟重新定義了勞動方式，生活、娛樂與勞動常混在一起，網紅、遊戲主播等的勞動方式無需適用8小時工作制的剛性標準。

其次，數字經濟很難強制執行8小時工作制。一方面，計件工作的從業者（如跑腿App中的快遞員）希望延長勞動時間以獲取更多報酬，是按照在線時間還是跑路時間計算8小時也有爭議。另一方面，很多簽訂勞動合同的員工，無法得到8小時工作時限的保護。互聯網企業的“996”是普遍現象，在雙十一等特殊時期，甚至需要通宵工作，《勞動法》中“加班最長不超過3小時”的制度，很難落實。而且，對互聯網企業員工而言，績效獎金、股份激勵遠高於基本工資，在以項目、業績為主的考核體系下，即便強制要求互聯網企業下午5點關燈，大量員工仍會被迫回家加班。

最後，與其強制限定工作時長，不如實現加班的成本與效益最大化。一方面，加班報酬應當採用累進加倍制。按照目前我國法律，平時加班的報酬為1.5倍工資。這種固定計酬模式很難起到抑制加班的效果，實踐中更有大量表忠誠的無效加班等荒唐現象。相反，累計加倍計酬制可以實現加班效益最大化，即加班第一個小時的報酬為1.5倍工資，第二個小時為2倍，第三個小時為3倍，加班越長報酬係數越高，對僱主形成“加班是破產之路”的經濟壓力，對員工形成“加班是發財之路”的補償機制，實現“以加班抑制加班”的良性機制。另一方面，國家應當建立制度，確保加班報酬的剛性支付。國家不必干涉加班時間，但應設置嚴厲的行政處罰，制裁拖欠加班費用的企業，並建立有利於勞動者的監察、仲裁製度，讓加班者成為最大受益者。（作者是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