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昊：美國外交“特朗普印記”難褪去?

美國國務院日前毫無徵兆地突然取消所有之前安排的出訪行程，包括國務卿蓬佩奧對歐洲的訪問，迎來外界的關注和頗多猜測。國務院的聲明顯示，取消出訪與權力交接有關。這很可能表明，拜登政府即將於1月20日上台，而其團隊並不希望在最後一個星期裏，特朗普政府外交部門繼續給他們“挖坑”。

拜登外交面臨兩大阻礙

拜登團隊總體外交戰略目標是“重新領導世界”，強調要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修復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國際領導地位的損害，消除“特朗普主義”的負面影響，與世界重新接觸，尤其是深化與美國盟友和夥伴國的關係。然而，拜登團隊對這一目標的追求勢必將會面臨政治性和結構性的阻礙，它也必然會受到“特朗普外交政策遺產”的羈絆。

所謂政治性阻礙，主要是源自美國社會內部圍繞黨派、族羣與階層所形成的深刻“裂痕”，以及美國民眾對美國扮演“全球領導者”角色的意願和支持度不斷下降。民主黨內部偏向左翼的政治力量也反對美國增加軍事開支或是在世界上隨意採取干預行動，他們還對任何的自由貿易議程持有疑慮和不滿。

所謂結構性阻礙，是指美國國家實力的相對衰減將從根本上制約美國“重新領導世界”，尤其是疫情之下美國經濟復甦的艱困、美國聯邦債務規模的急劇上升、美元霸權地位面臨的多重挑戰，都將是未來拜登政府需要直面的難題。

應看到，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雖然落敗，但他得到了超過7300萬張普通選民票，這表明特朗普的內外政策主張在美國國內仍贏得大量民眾的肯定，“美國優先”的政綱具有較深的社會基礎，“特朗普主義”也已給美國外交打下深深印記。正如美國塔弗茨大學教授邁克爾·貝克利所言，“人們希望，一旦特朗普離開橢圓形辦公室，美國將恢復其作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角色。不要指望這一點。自由的美國霸權時代不過是冷戰剛結束後的一個產物……在特朗普本人卸任後很長時間裏，特朗普的印記會持續存在。”

三個方面看“外交遺產”

概要而言，“特朗普外交政策遺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國際經貿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針對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其他國家開打“關税戰”，以雙邊方式強壓他國修改經貿協定，威脅退出世貿組織。拜登提出要實施“服務美國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其經濟政策構想也體現出與特朗普類似的“僱美國人、買美國貨”路線，以至於特朗普團隊指責拜登“抄襲”特朗普的經濟政策。

拜登上台執政後，將推動美國對外貿易關係的部分正常化，停止對世貿組織的“攻擊”，但他無法全面扭轉特朗普政府的國際經濟政策。正如候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等人所言，民主黨人對全球經濟和貿易問題已有了不同以往的看法，將擁抱“新的經濟哲學”，加強對美國工人和中產階級的保護。而民主黨內的“進步派”力量也反對一味追求“自由貿易”，支持製造業迴歸美國。拜登上台後，不會輕易取消特朗普政府對他國產品施加的關税，他將把關税作為槓桿尋求所謂“公平貿易”，並將繼續重視解決“供應鏈安全”問題。

第二，過去幾年，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轉型，將聚焦點從“反恐戰爭”引向“大國競爭”，採取“全政府”“全社會”方式，在經濟、技術、外交和軍事安全等多個方面，不斷深化針對中國、俄羅斯等國的壓制。應看到，特朗普政府對“大國競爭”問題的重視總體上得到了美國外交政策界人士的肯定，即便他們就如何進一步完善“大國競爭”策略仍在進行爭論。

拜登上台執政後，將會繼續從“大國競爭”框架籌謀和推進美國的外交和國家安全戰略，也會有選擇性地繼承特朗普政府在應對大國競爭方面的政策、機制和手段。賓夕法尼亞大學拜登外交和全球接觸中心執行主任邁克·卡彭特稱，在大國競爭問題上，特朗普政府的戰略和實踐之間存在很大差距，特朗普政府的“單打獨鬥”極大削弱了美國的優勢地位；拜登將會制定自己的戰略，大國競爭仍將是“首要焦點”，而拜登在執行相關戰略方面將會更加有力。

第三，在地緣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大力推進“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戰略”，不斷擴展和夯實美日印澳“四國機制”，以“太平洋威懾倡議”等為抓手，持續強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在大中東地區，特朗普政府總體上採取“戰略收縮”，如加快從阿富汗撤軍，試圖通過打造“阿拉伯版北約”減少美國的安全負擔，推動以色列、沙特等地區國家共同加大對伊朗的施壓，《亞伯拉罕和平協定》的簽署被認為是特朗普任內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成就之一。

延續“低成本維霸”思路

拜登上台後，美國在地緣戰略上仍會延續“低成本維霸”的思路。“印太戰略”的標籤可能會從“自由和開放”換為“安全和繁榮”，但其政策實質不會改變，美國或將更加重視“印太戰略”框架下的經濟政策，同時也會設法進一步發揮東盟和歐洲國家的作用。拜登團隊將尋求減少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存在，推動美國和伊朗緊張關係的有限緩和，在強化執行條款等基礎之上重返“伊朗核協議”，並藉此促進美歐關係的修復。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東項目主任喬恩·奧爾特曼認為，拜登政府重視氣候變化問題，需幫助中東國家成功實現能源轉型。

總之，拜登執政並不意味着美國外交政策將回歸奧巴馬等民主黨人此前所青睞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路線。未來幾年，拜登政府可能很難開啓一個屬於自己的新時代，而是要面對“後特朗普時代”的延續，“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將繼續對美國外交政策施加重要影響。（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