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美國例外論敍事欺騙性漸顯

特朗普支持者1月6日圍攻國會的恐怖場景以動盪混亂而定格於人們對美國的記憶之中，它再次警醒世人，美國精英羣體長期以來以美國為“山巔國”自居的“例外論”固有敍事之荒唐與膚淺。按此敍事，美國是道德與正義化身，是自由與民主典範，是確保世界和平的永久向善力量，是國際事務當仁不讓的領導者。檢視美國240餘年歷史，人們會發現這種例外論敍事具有欺騙性和危害性，有必要予以批駁。

首先，“美國例外論”實踐反人性、缺道德。自獨立以來，美國往往以歐洲作反面典型，以反對歐洲的君主專制、帝國主義、蘇聯共產主義，來映襯其獨特與進步。實際上，美國例外論的本質真正反映在其對美洲事務而非對歐事務處理之中。美國在北美對印第安人的瘋狂屠殺、對黑人的肆意盤剝、對墨西哥的分割凌辱都揭示出其對外行為的冷酷邏輯：美國對他人土地與財富掠奪是“拯救”，如拒絕，則將其消滅是合理的。種族優越觀必然帶來對他國文化與人種的歧視，其國際秩序觀不可避免的等級性更會導致國際紛爭持續加劇。二戰後至今，例外論下美國國際行為在歐洲、中東、北非、亞太播撒的要麼是深度分裂要麼是極端混亂，這對其自我標榜的例外和進步是巨大反諷。

其次，“美國例外論”踐踏了自由民主美好理念，淪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抬轎者。美國有新教傳統下“上帝選民”的宗教觀，更有弱肉強食的世俗觀，兩者結合產生出漠視弱勢羣體，崇尚個人主義與無情競爭、盲信實力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氾濫土壤。美國自詡自由民主典範，但其自由實踐往往產生政治操弄者得勢、經濟競爭壟斷化難除和社會階層差距鴻溝擴大的悲劇，其民主實踐則是一面將精英政治和特殊利益集團綁架國家內外政策合法化，一面持續激化藴藏於民眾中的暴力傾向。

美國建國者是以杜絕暴君為政治制度設計依歸，但其政治實踐帶來了要麼精英專政，要麼民粹氾濫、暴民橫走的結局，他們顯然對此未曾料及。當前美國亂局更透徹表明：例外論下自由的底色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民主實踐的結局成了民粹當道。現有美國體制下，自由與民主兩核心價值要素原本應推進普遍繁榮和公平正義，但實踐中兩者則始終深陷尖鋭衝突困境，這必然且已經導致國內民眾的普遍“造反”和在國外播散混亂的惡果。反映民粹訴求的特朗普是要走了，但美國自由民主實踐依然荒腔走板，類似他的魑魅魍魎者市場依在。作為政治中間派，拜登政府不得不在民粹和精英的左右極端力量撕扯中執政，“政治團結”呼籲變為現實只能是奢望。

第三，美國例外論鼓吹改變乃至顛覆既有國際秩序，折射出美國不安於現狀而執意求變和改造世界的偏執行為特徵。例外論堅持美國安全依賴於他國政治體制的美國化，其國際實踐是一個持續干預他國內政、改變他國政治體制和既有國際秩序的進程。如果説歷史上美國打破不公平舊國際秩序具有合理性的話，那麼近30年美國密集干預地區的秩序重建無不以動盪和高度破壞性告終，其對外行為的進步性已蕩然無存。美國精英的“例外論”敍事更是遭遇國家認同正經歷鉅變的民眾強力抵制。多元文化對白人主導新教文化的排斥，已帶來美國化眾為一大熔爐藍圖的崩裂，文化與價值戰爭的截然對立導致美國全方位深刻撕裂。過去4年美國全國範圍黑白對立種族衝突加劇，已到質疑現有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地步，特朗普及大批支持者不甘敗選而掀暴亂的場景，更是昭示例外論的國內基礎正趨喪失的現實。政治衰退已取代山巔意象，例外論在美民眾與他國中已然失去原有魅力，此時美精英繼續執着於改造世界，這終究會變為癔症之舉。

第四，例外論視美國為國際事務當然領導者，助長其霸權和藐視國際規則做派。門羅主義、威爾遜主義等美國外交圭臬無不是例外論產物，其宣揚以美國意識形態全球化來永葆世界和平的假説，藐視了國際政治多樣性現實，帶來美國對外行為固有的偏執特徵。痴迷自身制度優越，美國堅信其對外擴張的道德責任和正當性；盲信實力，美國認定其對他國內政干預和重建民主的合理性。基於此，美國對外行為首要考慮的始終是確保能維繫其霸權地位的行動自由權，既有國際規則或條約體系如對此帶來限制，美國會不遺餘力尋求破除，反之，則致力於維護。美國主導或參與制定了當前國際多邊制度體系與規則，但當下美國反而成了現有國際規則與體系的最大破壞者，關鍵緣由是其行動自由受到限制。痴迷領導地位而又罔顧國際責任，美國正成為國際社會“流浪者”。

總的看，“例外論”是美國精英羣體對該國行為的美好敍事。隨着美國主流文化認同與社會族羣結構深刻變遷，普通民眾對其反感在加劇。美國堅持其特殊性而難以成為正常國家，更使得國際社會對其乖張國際行為倍感警覺。（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