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疫情下拉美將失去下個十年?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拉美地區不僅不能獨善其身，疫情還推升了該地區的固有結構性矛盾。拉美經濟遭遇歷史性衰退，左右政鬥和府院之爭並未因疫情減弱，地區政治生態深度發酵，政治力量碎片化態勢愈發凸顯，地緣政治秩序在各種勢力此消彼長中動態調適。

巴西、阿根廷等地區主要經濟體尚未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完全脱困，正處於艱難爬坡過坎的進程中。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得多國經濟復甦進程戛然而止，全球範圍內因抗疫而實施的邊界封鎖、航班熔斷以及封城、社交隔離等措施使得拉美產業鏈、供應鏈、貿易鏈、物流鏈嚴重受阻，經濟發展的供給側和需求側均出現有效性不足，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幾無動力。拉美經委會最新發布的報告稱，疫情衝擊下，拉美經濟呈現120年來最差態勢，整體衰退7.7%。拉美多國受疫情、自然災害、政治極化等多重因素的疊加影響，經常賬户和財政賬户“雙赤字”醒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稱，新冠疫情將給拉美帶來一場巨大的主權債務危機，危機效應將在2021年最大化凸顯。

拉美國家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處於中低端位置，地區國家工業體系、金融體系相對脆弱，極易受世界經濟週期和全球市場波動的衝擊，新冠疫情暴露出拉美經濟的短板。其中，全要素生產率降低和資本積累放緩是拉美經濟時常陷入技術性衰退和週期性衰退的首要因素，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長期結構性失衡是地區國家遲遲未能走出經濟發展困境的主要因素，經濟發展供給側與需求側長期不足也是拉美陷入增長瓶頸的重要因素。區域合作和次區域合作蹣跚不前，進一步加劇地區經濟困境。有經濟學家悲觀地認為，拉美經濟需到2024年才能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

拉美府院惡鬥、左右爭鋒、政府更迭頻繁，漸成地區民主政治進程中的固化現象，“街頭運動、選票政治、國會政變”也因應形成拉美政壇風雲變幻的三大特點。秘魯一週三易總統的異常變幻幾乎匯聚了拉美政壇震盪所有典型特徵，一度成為地區國家中政治危機最為嚴峻的國家，危機本質上就是一場“國會政變”。目前，秘魯政壇動盪雖暫告一段落，但風險依然存在，隨着今年總統大選的來臨，新一輪府院之爭和民眾街頭運動有可能捲土重來。

地區大國巴西深受新冠影響，疫情傳播快，感染人羣廣，死亡病例多。日前，總統博索納羅宣佈“國家破產，自己無能為力”。前總統、左翼領導人盧拉為此批評博索納羅“輕視生命、麻木不仁、政府無能”。顯然，左翼意欲利用巴疫情危機、經濟衰敗和社會不滿來積累翻盤資本。但右翼也深知左翼的套路和用心，反其道而行之，順勢借用左翼拉攏民眾的福利政策來籠絡人心。博索納羅宣佈將發放給中下階層民眾“新冠補貼”的期限延長至年底，此舉為他贏得不少好評。儘管巴西經濟疫情雙重危機交加，但博索納羅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一度竟升至37%，達到就任以來最高點。面對擅長鼓動民眾的政壇老手博索納羅，左翼想借疫情變天並非易事。

疫情同樣折射阿根廷、智利等地區重要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機制的侷限。失業人口的增加及中產階級的部分返貧使得橄欖形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底層民眾的失望”雜糅“中產階級憤怒”擴大了社會對抗性和破壞性，財政狀況的惡化以及醫療衞生體系的不堪重負推升社會矛盾的加劇。經濟困境推升社會矛盾，社會矛盾同樣反推經濟結構調整的難度。財政、養老、教育等關鍵領域的改革往往牽動整個社會階層神經，稍有不慎便會觸發社會動盪，政府為此不敢輕易觸碰改革“雷區”，但又不得不硬着頭皮推行改革，否則經濟脱困便猶如一枕黃粱。經濟社會矛盾相互交織又彼此掣肘形成拉美髮展進程中的“魔咒”，智利，阿根廷等國頻發大規模騷亂，大多緣於政府並無良方破解此魔咒。

拉美經委會稱，疫情衝擊下地區民眾收入跌落至2010年水平，堪稱又一“失去的十年”，當下，拉美多國暗流湧動。疫情放大拉美政治亂象和社會矛盾表明，超越其經濟發展階段而盲目複製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價值體系和發展模式在拉美遭遇水土不服是現實，簡單移植會導致民主失範、社會失序和政局失調。疫情下，政治、經濟、社會矛盾交織發酵，相互制約，進一步拉長拉美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時間軸。

疫情雖然是拉美經濟嚴峻困厄的重要因素，但地區國家大多經濟結構單一、市場配置資源低效、政府調控不力等“內生”結構性矛盾才是拖累拉美經濟的關鍵因素。及時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加強創新能力建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主動融入新一輪全球產業革命和價值鏈重置進程，是拉美經濟最終突破瓶頸的良方。與此同時，地區國家還需聚同化異，彌合分歧，積極推動區域一體化，構建區域主導產業價值鏈，在區域合作中實現自身利益。此外，從過往經驗看，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稱、與社會構成結構不符的體制帶來的是無休止的政黨對決、街頭運動和府院纏鬥。歷史與現實、外來與本土因素綜合造就的“拉美模式”短期內難以改變，政治力量不斷整合與碎片化可能將長期伴隨拉美髮展進程。（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所所長，中國拉美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