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特朗普被封號凸顯美國治理之困

以推特、臉書等為代表的美國社交媒體平台，在1月6日國會遭暴力衝擊事件發生後，對在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使用的社交媒體賬號進行了大規模的管控（管控措施包括暫時關閉、封鎖特朗普個人的賬號，推特採取的是永久性移除）。這一輪舉措，引發了廣泛的爭議。

作為討論的背景，需要指出的是，在客觀以及程序上，遵循美國內現有的法律基礎，臉書、推特、谷歌、亞馬遜這些擁有龐大法務以及合規團隊的企業，在採取這一行動之前，顯然充分考慮到了自身行為在程序上的合法性：與外部觀察者基於個體性認知和所謂直覺性的判斷正好相反，這些企業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言論的封禁，恰恰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相關法律體系所規定的“言論自由”的體現，而非違反。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預防的“對言論自由的損害”，特指政府對個體。或者更準確地説，是對於那些有充分的財產可以自由支配的個體，發表言論自由的管制。推特、臉書等媒體運營商的權利，而非通常意義上理解的作為獨立自然個體的權利，才是美國言論自由制度保障的範圍。此外，美國言論自由也有非常明確的邊界，即所謂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和威脅。

或者更加直白地説，美國的言論自由不包括對美國的政治體制以及國家安全核心利益構成挑戰和威脅的自由；所以，當任何個體以任何方式，越過這條邊界之後，相關的自由就會立刻受到限制。之前是泄露美軍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戰爭罪行內部文件的曼寧、阿桑奇，接着是披露“稜鏡計劃”的斯諾登，現在是向支持者喊話誘發“國會山風暴”的特朗普。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角色和背景，任何對美國的體制以及機制構成威脅和挑戰的，立刻就會觸發美國製度的強烈反擊。

這其實就是告訴了人們一個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美國的體制和機制是保護特定羣體利益，而非抽象意義上“保護所有美國人”的。一個簡單而鮮明的對比，就是新冠疫情肆虐美國造成幾十萬人死亡，這個體制也沒有進行什麼追究；國會山衝擊造成的客觀死傷人數與前者相比完全不是一個等級，但因為真正觸及了美國精英的安全，所以整個機制就高效地展開了運行。臉書和推特對新冠疫情、香港黑暴，以及國會山風暴三件事情形成截然不同的態度，原因也是如此。

但另一方面，很顯然這套邏輯上自洽的美國治理體系已經很難適應當下的需求。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過個人以及政府發言人等方式明確表示，美國社交網站封禁美國總統特朗普賬號的決定存在爭議。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言論自由是一項重要權利，“可以被限制，但要合乎法律，在法律框架內，而不是合乎社交媒體管理者的決定。”來自法國的指責則更加直接，也更加激烈。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領導人瑪麗娜·勒龐表示了對推特、臉譜、蘋果、谷歌等科技巨頭的擔心：“數碼科技巨頭這樣的大公司，有沒有權力決定誰可以講話，可以講什麼話？”同為國民聯盟的科拉爾也表示：“雖然美國總統説的話我並不是都贊同，但我討厭任何不走司法程序的封禁，這麼做是賦予私立機構審查特權。”法國歐洲事務部長伯恩認為，對一傢俬營公司做出如此重要的決定感到震驚， “這應該由公民來做出決定，而不是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來決定”。

從這個意義上説，此次社交媒體對美國在任總統及其支持者實施生態級封殺，與新冠疫情在美西方國家出人意料的大規模散播，反映的是同一個問題：完全基於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大市場理念構建的治理架構，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都已無法繼續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技術革命推動的生產力發展觸及生產關係邊界的過程中，上層建築的有序調整和迭代就勢在必行。如果簡單憑藉微觀領域累積的優勢，對變革的要求進行強勢的壓制，一如美國這次所做的那樣，那麼除了導致更加激烈的反彈和更加深刻的撕裂，以及更加徹底的內生性耗散之外，幾乎不可能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

對其他國家來説，以美國為鏡鑑，積極着力推進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秩序和結構的良性迭代，正當其時。（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