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峯：戰略透支的歧路，印度正越走越遠

近來，印度博世人眼球的舉動不少。從射程號稱覆蓋全亞洲的“烈火-5”導彈的即將入役，到作為一個舉世公認的炎熱國度卻拋出“北極政策意見稿”，從軍政高官在中印邊境對峙難解之際仍高調強化邊境全面建設，到政府領導人面對自身疫情的持續惡化卻宣佈國產疫苗已做好“保護全人類的準備”，無不顯示在此屆政府主導下，印度從“有聲有色大國”到“領導性大國”的雄心壯志並未因去年以來內外情勢之變而有所消減。

作為曾經擁有獨特傳統文明的國度，印度歷來就不乏大國之追求。孔雀王朝時代的戰略家考底利耶在其代表作《政事論》中曾表示，“國際關係是一種以征服者為中心的動態等級體系，直接鄰國是天然的敵人，而敵人的敵人又是天然的盟友”，頗似戰國時代范雎向秦昭王提出的，後被南北朝檀道濟收入《三十六計》的“遠交近攻”之策。作為古印度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考底利耶曾設計了六條法則以供選擇，即和平共處、戰爭、中立、進攻、聯盟、雙重政策。時隔兩千多年，這套理論仍深深影響着印度精英，並與昔日大不列顛殖民印度留下的“戰略邊界”理念，共同成為尼赫魯當年實踐“有聲有色大國”的思想根源。

儘管1947年獨立後，印度政府不斷更替，內外政策幾經變化，外交範式推陳出新，但其大國追求的主線始終未變。特別是伴隨近些年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印度領導人在大國追求問題上更加直言不諱，從瓦傑帕伊政府時期的“21世紀屬於印度”的豪言，到莫迪執政後進一步闡述印度“不僅要成為國際安全架構的提供者，更要成為其中的領導性大國”。

執政近7年來，莫迪政府對內強勢推進“國族再造”和經濟改革，對外時刻凸顯大國身份和戰略自主，強調印度復興崛起和大國責任的國際意義，其戰略願景包括：第一，夯實軟硬實力，確保印度“地區核心國家”的地位，促使其他南亞國家“心悦誠服”接受；第二，藉助地緣位置、市場空間、經濟勢頭和外交藝術，確保國際社會對印度“地區核心國家”優勢地位的認可；第三，在此基礎上，經略好包括亞太、西亞、中亞等大周邊，力爭成長為世界一流“領導性大國”。

通常來講，戰略明確後，決定戰略成效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一國在執行戰略時資源能力與資源消耗的匹配度。客觀評判，莫迪政府2014至2019年首個任期內的成效比較顯著，年均經濟增速達到7.3%，攀升至主要經濟體的首位，國際能見度大幅提高，印度崛起為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可。這既有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總體順風順水、大趨勢使然，也有印度注重在大國外交中保持平衡、實現“左右逢源”這一主觀因素。其中，與中國這一最大鄰國的關係總體穩定無疑也對印度塑造安全環境、促進經濟、擴大外資起到了積極作用。

毋庸諱言，面對內外的紛紛美譽，特別是2019年再度以壓倒性優勢勝選執政後，印度領導人愈發自信，印度傳統文化中自大且自負的一面開始顯現，並在實踐中明顯冒進。從印度罔顧巴基斯坦、中國的反對，單方面將印巴克什米爾爭議區和中印阿克賽欽爭議區納入地圖，到中印對峙一度接近撤軍之際卻率先挑起加勒萬河谷流血衝突，以致印度因邊境問題同時與巴基斯坦、中國、尼泊爾三個方向陳兵對峙。此後，印度又在對華經貿和人文交流領域進行打壓報復，以期達到既能發泄不滿，迎合國內民族主義勢力和利益集團的現實需要，又可借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化尤其是中美關係惡化的勢頭，在產業轉移、產業鏈重構等方面換取美國可能賦予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從而加快印度“領導性大國”的成長進程。

在百年變局的蓬勃浪潮下，各國決策者都在着眼於世情疫情的急劇變化，制定本國特色的因應之道。其中，審時度勢、因勢而變開拓進取者有之，為保優勢永固、全力打壓後來者有之，變中求穩、行合縱連橫者更有之，但大多都離不開本國國情，圍繞可用資源和國家議程的主次輕重展開。

當前，印度在戰略上的多點投入、戰線過長、魯莽冒進實為不智，長期持續下去不僅恐白白消耗前些年的成果，下一步還有陷入多線樹敵、戰略透支之虞。歷史規律顯示，對於崛起中的國家而言，在進取拓展過程中最容易出現的失誤就是戰略冒進，最終可能導致其短期和長期戰略目標都難以達成。美國外交網站日前在評述印度北極政策時直言：“坦率地説，一個比北極更接近赤道的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甚至需要與北極接觸？”

眼睛不能比肚子大。印度精英們不妨可以想象，在國家經濟、社會民生因疫情衝擊而深陷困境，鄰國外交盡顯敗象之際，如果繼續選擇以鄰為壑、與鄰為敵，怎能確保“地區核心國家”並獲得周邊認可？如果自身疫情都控制不好，又怎能豪言取信民眾和世人並讓印度疫苗走向世界？如果繼續依傍國際反華勢力，忽略中國對印仍存的善意，一心要走零和博弈的路子，甚至要以軍備競賽一爭高下，不僅中印關係好不了，就連俄羅斯這樣的傳統友國都會心生嫌隙，何談成為世界一流“領導性大國”？ （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