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中國人的“美國觀”出現歷史性變化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將於1月20日宣誓就職。在國會大廈騷亂餘波仍在、民主黨議員對特朗普發起二次彈劾的背景下，2.5萬美國國民警衞隊員被增派到華盛頓，以防再度有人鬧事影響權力交接過程。這樣的美國還是我們熟悉的美國嗎？過去幾年瘋狂對華進行打壓或“疫情報復”的美國，還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大幅轉變對華態度的美國嗎？中國民眾的美國認知，該到反省和調整的時候了。

中美關係一路風雨兼程

中美關係對許多中國人來説，是一種相當特殊的關係。兩國是二戰中的盟國，一度並肩戰鬥打敗日本軍國主義。在戰後國際和亞洲秩序重建進程中，中國一度成為從羅斯福時期到杜魯門時期美國最重要的東亞盟友。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也曾想將中國拉入美方陣營，但新中國的紅色基因和亞洲的冷戰態勢決定了兩國當時的對立。從1949年到1972年，中美兩國曾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台灣海峽多次軍事交手，新中國在抗擊美國的戰略封堵中成長，昔日盟友變成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對手。

20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的中蘇交惡改變了東亞地緣戰略版圖。1972年2月尼克松跨越大洋與毛澤東的握手，開創了大國制衡的新格局，兩國面臨來自蘇聯的共同威脅讓中美又重新走到一起。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進程，中美和解也可以説是影響這一決策的重要國際因素之一。在那之後的很多年來，美國引領國際秩序、中國積極參與其中，是很多中國民眾樸實的對美認知。

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中美關係大致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的發展：

第一個階段是從1980年到1991年蘇聯解體，中美形成“準軍事同盟”關係，藉助中國製衡蘇聯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要素。這期間，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文化和社會交流逐漸對華開放，美國對華投資開始啓動。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1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這期間雖然經歷了克林頓政府持續數年的中國政策辯論，也曾經歷“銀河號事件”、以人權為由暫時停止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李登輝訪美和台灣海峽危機以及1999年炸館事件，但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開始成型。這一政策可以概括為“政治上引導中國”“經濟上接觸中國”和“戰略上看管中國”。推動中國不僅市場開放而且體制與國際接軌，拉動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是從老布什、克林頓到小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主軸。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啓中美關係第三階段，兩國的市場、投資和商業開放程度更高，經濟相互依存度更是不斷增強。這期間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戒心開始不斷上升，奧巴馬政府實施“重返亞太”政策，並進一步演變成盯防中國崛起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但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仍然是歡迎一個“崛起、強大和穩定”的中國，中美兩國基於國際規則的商業、市場和科技合作，並未受到“泛安全化”的惡意限制和打壓。

美國形象進一步被顛覆

中美建交後近四十年，美國一直是影響中國外交和社會進步最具實質性意義的國際因素之一。其間，美國長期是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主要目的國之一。四十年間，從中國大陸前往美國學習STEM專業(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四門學科英文首字母縮寫)的學生達到470萬人。中美之間的教育、學術和文化交流，成為中國大學科研和人才培養的重要學術資源。中美商業與科技合作也對中國製造業發展、科技創造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美國成了影響中國知識界視野、學業、科研和創新的一個“標杆”。這也是相當長時間內美國給中國不少普通民眾留下的印象。

但中美力量對比發生歷史性變化的結構性因素，已決定性地改變中美關係以及美國對待中國的基本方式。2017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團隊民粹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和反全球主義的價值與理念，加速惡化了美國的對華政策。中國人的“美國認知”也必然出現前所未有的新體驗。

這既來自美國從2018年開始對中國挑起的貿易戰，來自美國兩黨和精英主張對華實行強硬政策的所謂“共識”，來自美國首次將中國列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更來自特朗普政府蠻橫對華科技打壓、市場關門、深度戰略遏制，以及為讓製造業迴流美國而在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領域推動“去中國化”的圖謀。

過去四年美國對華全面打壓，不僅徹底背離美國以往實行的“自由國際主義”戰略，更讓中國人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美國嘴上説要增進“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但一旦為了美國的霸權利益又完全可以置國際規則於不顧、一味追求自身利益優先的美國。美國嘴上説一套、行為上做一套的“雙重標準”，在對華政策、在1月6日國會大廈騷亂以及之後美國當局全力打壓和拘捕的行動中都表露無遺。

重新塑造我們的“美國觀”

更糟糕的是，美國戰略界、政治界和精英界觀念上的“美國例外主義”過於深厚，導致即便在21世紀的今天，美國在競爭者面前基本不具備價值上的多元主義、行為上的規範主義和對華認識上的進步主義。

蓬佩奧即便馬上就要下台，仍在宣佈取消美國對台政策的“自我設限”，妄圖完全擺脱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所設定的對美涉台政策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一中政策，給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埋雷”。這種行徑，只能説真的“很濫”。再聯想到特朗普政府圍繞疫情對中國肆無忌憚的抹黑和甩鍋，對中國高科技公司毫無道理的限制和打壓等等，這些都助長了“新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抬頭。即將上台的拜登政府，也早已開始放風要籌建抗中的所謂“全球民主聯盟”。這讓人不禁疑慮，拜登政府在對華關係上能夠多大程度上“去特朗普化”。

隨着力量對比的結構性變化而美國一些精英又無法接受中國崛起，中美關係出現的戰略競爭週期還將延續。但21世紀的今天，中美兩國編織什麼樣的雙邊關係，將決定未來世界是否能夠保持和平、穩定與繁榮的發展前景。中美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進而形成可以管控的“競合關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更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心願。

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也需重新塑造我們的“美國觀”：美國依然是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經濟、科技和商業夥伴，是環境保護和減排等各種全球議題和地區穩定的合作伙伴。但我們絕不可再有“崇美”“媚美”之心。美國作為“多面體”正在更多地對華展示出它“猙獰”的一面，也更需我們在競爭與合作中全力防範和應對。中國社會的“美國認知”需要擺脱所謂左與右的低級糾纏，真正培養和樹立起客觀、準確與均衡的“美國視野”。管控和穩定中美關係，仍是未來幾十年中國實現大國可持續崛起必須跨越的一道坎。（作者是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