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衞東：痼疾難除，美國體制“韌性”哪去了

美國總統拜登當地時間20日正式就職。從去年11月美國大選投票結束到現在完成總統權力交接，美國國內可謂事件不斷、亂象頻仍。這也引發了有關美國政治體制和社會體系是否具有足夠韌性的討論。在美國國會大廈騷亂被強力平息後，彭斯一回到參議院就聲稱，這體現了美國民主的“堅韌和力量”。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最近也發文説，美國並非不會犯錯誤，但美國的體制可以有效阻止政客對國家的持續傷害；美國社會還具有“超級軟實力”，不管政府多麼惡劣，他國民眾對美國的嚮往始終未變。

事實果真如此嗎？當今美國的政治和社會體制真如美國一些政客或學者所描繪的那樣“堅韌有力”嗎？恐怕不盡然。

首先，美國的體制根本無法阻止“民選”官員對國家的傷害。美國政府總體上是通過選民投票加選舉人團制度產生的。但回顧美國曆史，從總統大選到地方各級選舉，再到每屆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都已證明這種選票機制既不能保證當選者能夠代表所謂“多數人的意志”，也無法阻止這些“民選”官員對國家的傷害。

尼克松上台時雖然明知國家已經陷入泥潭，但還是堅持在越南戰爭中熬了6年多時間才將美軍全部撤出，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其後在對蘇競爭中一時處於下風。小布什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後耗資兩萬億美元，嚴重削弱美國的國際地位並催生了國內危機。特朗普政府單方面對中國挑起貿易戰，大半成本都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買單。至於兩黨對抗扯皮，更是美國的家常便飯，一些立法倡議時常半途而廢甚至朝令夕改，政府關門也屢見不鮮。美國體制的“韌性”在阻止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們任性甚至誤國方面表現不佳。

其次，美國的體制無法治癒社會痼疾，也難以有效應對突發危機。美國不斷向全世界宣揚和推廣它所謂的“普世價值”，但不要説全世界，這套價值觀對美國國內的問題都於事無補，無法幫助彌合美國國內存在的大量分歧和對抗，種族矛盾、極度貧困、階層固化等社會痼疾始終無解，甚至愈演愈烈。

以種族矛盾為例，雖然美國在形式上已無歧視性法律條款，但少數族裔受到的隱性歧視卻無處不在。與此同時，部分白人又因相信自己受到“反向歧視”而憤憤不平。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跪壓致死事件發生後席捲全美的抗議和騷亂，僅僅是各方對種族關係不滿的一次集中爆發。實際上這已經是美國社會的常態化存在，即使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種族衝突也此起彼伏。抗疫的嚴重混亂和不力也成了對美國莫大的嘲諷，世界上資金最雄厚、科技最發達的國家，抗疫過程中卻隨處可見反科學、不平等甚至推諉責任的現象。而美國體制的所謂韌性在應對這些難題時顯然也力不從心。

再次，美國的體制不一定能迅速糾錯。1929年發生的“大蕭條”導致700萬人死亡、1370萬人失業，直到12年後美國的GDP才重回1929年的水平。幾近瘋狂的“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國內肆虐至少4年才得到遏制。再從華盛頓常掛在嘴邊的人權視角來看，全部白人男子、婦女、印第安原住民、全體黑人分別在建國後84年、144年、148年和189年才獲得選舉權。而美國政府廢除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則花費了整整130年時間。很多錯誤都是明擺着的，但因各種因素影響，就是能夠堂而皇之地延續上百年而不被糾正，從而長期令弱勢羣體埋單。説好的體制韌性去哪兒了呢？

最後，美國的軟實力也不會那麼容易失而復得。在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國變得幾乎面目全非。無論盟友還是對手，都在這個世界頭號強國丟棄原則、失去底線、拒不負責之時，被迫重新評估與其打交道時的“萬全之策”，自力更生、抱團取暖幾乎成了它們的必由之選。拜登政府雖然宣稱要改變特朗普時期的所謂“美國優先”政策，但“特朗普主義”仍有深厚根基，今後如果繼續反覆折騰，誰人承受得起？尋求替代方案或至少是“美國+1”策略，已成為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一種國際共識：難道除了美國這個排外、動盪的多事之地，真就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嗎？

客觀來説，任何體制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糾錯能力，美國也是一樣。這裏並不試圖對不同體制的優劣進行比較，只是想通過諸多案例來説明，美國的體制並非外界想象或其宣稱得那樣“堅韌有力”。美國的妥協傳統是很悠久，但這不能阻止其以內戰的形式來應對分歧；美國的政權交接一直相對比較平穩，但近來全美多地暴力抗憲的局面打臉不斷；美國的權力制衡是其驕傲，但這不能阻止政府在對外干涉的道路上一錯再錯；美國對於移民確實具有吸引力，但同時也遭遇了發達國家中最多的恐怖襲擊。

實際上，美國的政治衰敗在近年來的表現越來越明顯，特朗普2016年時勝選上台就被認為是社會對此的回應之一。只是特朗普政府用了4年時間，不但沒能真正“抽乾華盛頓的沼澤”，反而將其變成了一個污水四濺的泥潭。跟任何國家一樣，美國同樣需要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不能繼續漠視國家沿着錯誤的道路前行。（作者是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