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緩解百姓後顧之憂，釋放消費潛力

中國國家統計局近日發佈數據顯示，2020年GDP達1015986億元，比上年增長2.3%，但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91981億元，比上年下降3.9%。可以看出在其他多項經濟指標紛紛實現“由負轉正”同時，我國消費仍有進一步提升的必要和較大的空間。

造成2020年消費支出總規模萎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短期看，居民消費受到新冠疫情這個“黑天鵝”事件的衝擊影響巨大；經濟學分析已揭示的隨居民收入增加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這也會在相對數上減少一般消費支出；從中長期看，百姓有較多的“後顧之憂”，引發“預防性儲蓄”傾向，也是我國居民消費傾向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隨着疫情受控，復工復產持續展開，估計2021年後，疫情對社會整體消費水平造成的負面影響能得到進一步消除，消費回到或接近它潛在增長率本該有的表現上，是大概率事件。但我國消費需求不足將可能更突出地表現在老百姓的“後顧之憂”上，值得高度重視。

針對這個問題總體而言，亟須以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制度安排的改進與健全，降低百姓的“預防性儲蓄”傾向。近些年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緩解貧困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社會保障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仍有限，有待加強頂層設計和加快改革，完善多層次保障體系。法律制度層面，當前我國只有《社會保險法》，補充養老、醫療等並未被納入其中，難以滿足現實需要。2020年疫情期間，據農業農村部統計，當中國新增返鄉留鄉農民工超過800萬人。如此規模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羣體，就業不穩定，享有的社會保障不完善，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國消費需求潛力的釋放。因此改進社會保障的“託底”機制和釋放有消費願望但是因為後顧之憂而選擇儲蓄的這部分人羣的消費力，在我國具有較大的空間，也與應相匹配的“需求側改革”息息相關。

比如，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中，統籌基本養老金進一步發揮養老金蓄水池的共濟互助作用，具有重要意義。分散的“蓄水池”過多，其“互濟”功能就受到很大侷限。如果將其變為全國性蓄水池，資金調節功能便能更好發揮。不同人口結構區域間的調劑功能提升上來後，一些地區的養老金髮放難題，就可以依靠蓄水池的“互濟”功能加以解決。這也是消除我國消費堵點所涉及配套改革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關注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同時，我們也應該關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疫情之中更加突出、需要未來於中長期加以解決的消費分化問題。這些年來，雖然我國居民的平均收入在增加，但是不同階層的實際收入和消費能力高低懸殊。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目前人均年收入已達3萬元人民幣，但是仍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僅1000元人民幣出頭，加上近年來人羣總量約4億的低於中產階層收入水平的“夾心層”，這合計10億人的消費能力仍然相對有限。

對消費不足具體分析，可指出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前述分析指出的邊際消費傾向不足，即不少人雖有一定收入和消費能力，但是有顧慮、不敢消費；第二就是我國還有許多人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低，無法消費，即消費能力不足。有針對性地“對症下藥”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涉及相關制度規則的優化改進。在前已討論的降低百姓“後顧之憂”以提高邊際消費傾向的同時，如何提升老百姓的消費能力即提高低收入勞動者收入，緩解消費分化，更應結合相關改革和政策加以重視和解決。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兩個切入點。第一個切入點是初次分配“做蛋糕”層面，正面鼓勵就業、提供更好就業機會。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府在提高低收入者技能水平以提高其就業能力方面，已做了不少努力，另外也應積極鼓勵民營企業繼續發展，以使其在就業方面多做貢獻。今後還需要這樣雙管齊下，以打造高標準法治營商環境鼓勵和引導創業創新、搞活企業為基礎，一是做好從農民工的培訓到職業教育、在職培訓、技術工人的多種形式的培養工作；二是以保護產權、競爭中性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繼續給提供80%以上就業崗位和90%以上新增就業機會的民企“吃好定心丸”，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同時，促成充分就業局面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二個切入點是二次分配（即再分配）“切蛋糕”層面，優化、強化政府對低收入者的轉移支付，其扶助對象通常為各類弱勢羣體，最極端的就是病患者、殘疾人、獨居老人和孤兒等。對這類低收入者，需要依靠撫卹、低保和各類對於弱勢羣體的特定津貼與救濟等依託於公共資源的政府轉移支付，讓他們有保障基本生活的消費能力。

一般認為，一次分配應更多體現追求效益鼓勵創業創新，再分配應更多講求維護社會公平穩定和諧，此處還應發展第三次分配（公益慈善）作為輔助——當社會發展到比較高階段時，其作用才能更加突出。對中國當前階段而言，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主要集中在一、二次分配領域。特別是新發展格局注重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客觀地需要更為注重怎樣優化收入再分配手段，以促進共同富裕來釋放14億人口巨大經濟體的消費潛力。優化收入再分配的制度建設，財政要唱主角，因為財政既滲透初次分配，又在關鍵的再分配中具備轉移支付和直接税調節兩大手段來抽肥補瘦。中央已明確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方針，涉及在改革深水區如何“啃硬骨頭”推進房地產税立法與改革等任務，必須攻堅克難；2018年已有一輪改革成績的個人所得税，也很有必要在深化其改革中，作出動態優化。（作者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