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升：疫情危機倒逼歐洲深度“一體化”

入冬以來，第二波疫情在歐洲已越來越嚴重。與去年上半年一樣，歐洲的抗疫更多的是各自為戰。法國、德國等主要國家疫情仍在擴散，1月25日法國衞生部門表示，目前法國總統馬克龍正在考慮可能實施新的封鎖措施；希臘、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因疫情和經濟雙重打擊，面臨撐不住的窘境。顯然，疫情給了歐盟一個巨大的考驗。那麼，究竟應該如何認識此次疫情危機與歐盟的“一體化”進程之間的關係呢？

筆者一直認為，“歐洲聯盟”是一個“早熟”的主權國家聯合體，每一次危機，反而都有助於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上次持續了六七年的“歐債危機”是如此，這次疫情危機也不例外。

從最初的荷比盧等小國組成的“煤鋼聯營”，到“歐洲經濟共同體”，再到後來的“歐洲聯盟”。成員國數量也從最初的幾個逐漸增加，一直到歐盟28國，現在又降回至27國。正是基於歐洲人所謂的“共同價值觀”——共同的廣義基督教的“宗教認同”和共同的現代工業社會的“文明認同”，一盤散沙般的諸多歐洲中小國家最終才決定走向聯合之路。回顧當年的歷史，除了這些內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因，是二戰之後逐漸形成的“兩極世界”，即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獨霸天下的格局，給歐洲諸多中小國在地緣上構成了巨大的生存擠壓。

然而在這些共同點之外，歐盟的最初設計者忘記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變量，那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存有的“異質度”問題。經過在歐洲前後二十餘年的生活和工作，筆者深深感覺到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的異質度之高。為此，筆者曾在歐洲的多次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了一個歐盟構建的合理時間軸和空間軸路線圖，即“歐盟構建時空最佳路線圖”的概念。

簡而言之，筆者提出的此路線圖概念，指的是若非當時地緣情勢所逼，加之歐盟創始人們的“催生”，歐洲聯盟本應該從歐洲的“亞聯盟”層面起步——從“亞聯盟”到“區域聯盟”再到“歐洲聯盟”分三步走，而非實際上的一步到位。依據均質度，先組成“北歐亞聯盟”“南歐亞聯盟”“西歐亞聯盟”和“東歐亞聯盟”，若有必要還可組成“中歐亞聯盟”或其他亞聯盟。然後待歐洲的各個亞聯盟運轉些年頭、發展成熟了，尤其是各個亞聯盟之間的異質度降低了之後，再陸續將比較均質的兩個或幾個亞聯盟加以合併，形成“區域聯盟”。如此這般，最終走向涵蓋絕大部分歐洲疆土的大“歐洲聯盟”。

無論是這幾年一直沒有消停的英國“脱歐”，還是歐債危機期間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種種矛盾，或是前期歐盟出現了抗疫中各掃門前雪的狀況，不一而足，問題的根源均在於此。為了共同應對疫情影響，歐盟好不容易就“恢復基金”達成協議，可在目前情況下，法德等國自身也吃緊，南歐國家又逼着發錢。可見，疫情危機已使歐盟陷入困境之中。

然而，正如老子所説的“禍兮福所倚”。上一次歐債危機對歐盟而言自然是“禍”，但法德等歐盟大國成功地利用危機之“機”，將歐盟在建制上的缺陷，即只有共同的“政治聯盟”和“經濟聯盟”，卻沒有共同的“財政聯盟”和“預算聯盟”這個先天缺陷加以部分矯正。筆者預測，此次疫情危機也將促使法德等歐盟大國再次利用危機之際繼續矯正歐盟的構架缺陷。

具體而言，在此番疫情危機中，無論在財力和物力上，歐盟尤其是法德這兩大歐盟軸心國，都將繼續扮演着歐洲抗疫場上的主角。而作為“恢復基金”主要出資方的歐洲“北方”陣營，在之前磋商“恢復基金”時，與作為基金主要受援方的歐洲“南方”陣營和“東方”陣營之間已經表現出不小的分歧。歐洲北方國家尤其反對過多使用無償撥款實施救助，成員國若想得到救助，必須承諾對自身進行法治改革。

此次面對歐盟弱勢成員國的求救，歐盟強勢成員國不可能不施以援手。但在實施該基金對南歐和東歐國家紓困之際，北方國家估計必定會繼續履行其內部恪守的原則，簡而言之就是“以援助換主權”。上次歐債危機期間，歐洲南方國家在接受北方國家給予的紓困“援助”時，被迫讓渡出部分財政和預算“主權”。

此番，筆者估計歐洲北方國家還會如法炮製。在去年的歐盟峯會上，以意大利為首的歐洲南方國家，主張維持7500億歐元的資金規模，並希望其中用於無償撥款的部分不少於4000億歐元；而以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為代表的歐洲東方國家，則反對將援助與法治掛鈎，認為這是趁機塞入不相關議題。儘管如此，但歐洲南方和東方國家原本家底就不厚，加上經濟又遭受疫情打擊，筆者認為這些成員國迫於國家財政和政客政績的壓力，已無太大的討價還價能力，大概率將繼續被迫讓渡出部分財政主權，以解燃眉之急。

總之，這次疫情危機對歐盟而言是一個挑戰，卻不是個大的問題。正如前述提到，歐盟成員國之間有宗教認同和文明認同等共同價值觀，但其間的異質度也相當高。從某種程度上看，這一輪的“疫情危機”和上次“歐債危機”一樣，反而都是歐盟自我矯正先天構架缺陷的機遇，將有助於歐盟“一體化”進程向更深層次推進。（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