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輝：從國際事務定義權入手構建中國話語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2019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美國在建國後的240多年曆史中僅有16年沒有打仗，堪稱“世界歷史上最好戰的國家”。然而，如果再過100年，當我們的後代瀏覽世界戰爭史文獻時，他們將難以苟同卡特的觀點，因為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從海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從朝核危機再到伊朗核危機，幾乎所有命名都沒有留下任何美國的痕跡，彷彿它們與美國沒有絲毫關係。

美國的好戰事實與戰爭命名之間的偏差體現出其國際事務定義權優勢。國際事務定義權是國際政治話語權之源，當國際事件發生時，公眾首先關心的是“發生了什麼”，其次才是“如何發生”和“如何應對”。國際事務定義權代表着對國際事務的首次定義和解釋，回答的是“發生了什麼”的問題。

國際事務定義權既來源於一個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客觀認識，也包含着對國際事務是非曲直的價值判斷，具有較強的政治屬性，服務於國家的對外政策。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過程就是尋找、界定和敍述“安全威脅”的過程，在不同歷史時期，美國的政治家和戰略家一直在通過國際事務定義權塑造“安全威脅”：一是利用國際事務定義權定義對手，如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共產主義“多米諾骨牌效應”，後冷戰時期的“無賴國家”“邪惡軸心”等。二是利用國際事務定義權命名戰爭，避免在戰爭命名中帶入美國。三是利用國際事務定義權命名危機。比如“古巴導彈危機”的定義直截了當地闡釋出：古巴是危機的爆發地；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是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蘇聯和古巴製造危機危害西半球和平，而美國則以維護世界和平的名義將自身置於道義制高點。四是利用國際事務定義權界定世界發展格局。20世紀末以來，美國話語霸權地位逐步確立，主導着國際事務的定義權和解釋權。比如，關於民主政治的未來走向，“歷史終結論”曾被長期奉為公理；關於不同文明的相處之道，“文明衝突論”一度擁躉眾多；關於人類文明的未來圖景，“西方中心論”迄今依然佔有較大話語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國際事務定義權正如法炮製地運用在中國身上。譬如，美軍將中國積極防禦的國防能力定義為AD/A2，即“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貫穿其中的因果邏輯是：中國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破壞了美國在亞太的“常規行動”，中國是西太地區既有秩序的“破壞者”，而美國是地區和平的“守護者”。同樣，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當今美國對華輿論中最典型的話語圈套，引導全世界從“陷阱”的角度預測中美關係走向。

當前，國際輿論場的中國形象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塑”而非“自塑”，中國亟需建構一套充分體現我國國際秩序觀的話語體系，邁出的第一步應從國際事務命名權開始。

一是認清國際話語的政治屬性。國際話語權不同於一般意義的學術研究，其背後是殘酷的國際政治博弈和鬥爭。美國很多定義和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如藴含價值取向的“新黎明”“阿拉伯之春”，為支持對外政策營造的“反恐時代”“新冷戰”等。因此，應當充分認清國際事務定義權的政治屬性，站穩自身政治立場，辨別美國話語輸出的政策起點和背後邏輯，從政治層面高度重視和認真應對。

二是防止落入美國話語陷阱。美國對國際事務的一些定義，本身就是隱藏在強勢話語背後的陷阱。不能盲目引用、傳播美國話語，作為我國話語研究和話語應對的起點，否則容易為他人作嫁衣，成為西方意識形態話語的傳聲筒。

三是培塑具有中國特色和世界影響力的國際事務定義權。培塑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事務定義權，就是要跳出美國的話語窠臼，搶佔國際事務定義話語制高點，提出適合國情、適應時代、於我有益、於世界和平有利的國際事務定義，改變國際事務定義權“西強我弱”的態勢。

首先，強化國際表達，搶佔輿論先機。國際事務定義權的重要性首先體現為先發優勢，能否獲得國際事務定義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快速發佈權威消息，滿足人們對“發生了什麼”的信息需求。因此，在國際事務面前應強化國際表達，快速甄別事實、及時研判情況，敢於發聲、善於發聲，並在第一時間發聲。

其次，體現中國特色，反映中國風格。培塑中國國際事務定義權，不能簡單套用美國話語概念，應當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反映中國風格、符合國際需求的國際事務定義權，比如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

再次，整合媒介資源，拓展傳播路徑。拓展中國國際事務定義傳播渠道，應通過流程優化、平台再造，推動傳統媒介和互聯網資源有效整合，打造一批具有引領力、傳播力、影響力的國際一流新型主流媒體。國際事務定義權的培塑應積極開拓公共外交傳播新路徑，鼓勵專家學者從學術機構中走出來，形成政府、媒體、學術界的系統化運作。從國際事務定義的提出，到主流媒體、網絡新媒體的發佈，再到專家訪談、解讀、互動，以及主動搭建論壇、研討會等國際交流平台，各個層級環環相扣形成話語傳播合力，構建立體化、全方位的國際事務定義傳播格局。（作者是國防大學國際防務學院院長，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