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友：“佔領華爾街”10年，美國花錢“維穩”？

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爆發距今已近10年時間。10年前，美國民眾走上街頭，控訴美國經濟不平等。10年後，大量散户以對抗做空機構的形式“劫富濟貧”“血洗華爾街”。

與10年前相比，“佔領華爾街”所針對的那“1%”最富階層，所佔美國家庭整體財富比例從不到30%上升至35%左右。相應地，剩餘99%的美國家庭，其財富減少了約5%至65%。其中，財富分配後50%的美國家庭，佔美國家庭財富還不到2%，與10年前相比，財富佔有額反而有所減少。與30年前相比，更是幾乎下降了一半。

美國“1%”和“99%”的不平等是制度性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設計天然地有利於富人。

一方面是金融創富制度。美國家庭財富一大半集中於金融資產，尤其是股票。根據統計，財富前5%家庭擁有85%的股票，前1%最富者更是擁有了51%的股票。而低收入的50%美國家庭，擁有的金融資產可以忽略不計，擁有的股票幾乎為“0”。每一次美國股市上漲，都會總體上使得富人在金融市場中獲得更多財富。從股市表現看，與10年前相比，納斯達克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均上漲了3倍左右，這造成本就擁有鉅額金融資產的富人們獲得了更多財富。而不擁有股票的後“50%”，甚至是後“90%”，則在財富分配中，被相對擠佔了利益。股市以及金融化成為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最大根源。那些沒有金融資產的普通民眾，不得不接受已經持續了數年的7.5美元最低小時工資。

另一方面是政治維富制度。在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有利於富人的情況下，負責任的政府需要制定有為政策抑制貧富分化加劇態勢。在各種可能有效的政策工具中，税收制度是最為關鍵的。然而，美國政府的税收政策並不把緩解貧富分化作為優先目標，因此難有作為。以剛剛卸任的特朗普政府為例，其上任之初就力推減税法案通過，但結果反而從政府層面幫助富人減少税收。因此從實際納税情況看，美國“1%”最富者和美國“50%”普通人平均個人所得税沒有顯著差別。税收在調節美國經濟不平等方面沒有發揮積極作用。拜登政府上台後，數次表態要對富人加税，但其加税主要原因是為了增加政府收入，並非為了真正緩解貧富分化。而且，即便是政府加税，美國富人們有多種方式可以合法地避税。

除了上述制度性原因外，疫情這一突發因素客觀上也導致美國經濟不平等更為嚴重。美國政府為了控制疫情采取了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從收入分配角度，經濟刺激措施有利於最富者，而相對有損於貧困人羣。經濟刺激所產生的額外財富，大多被富人所攫取和佔有。而缺乏資源的普通民眾，不得不直面疫情所帶來的失業等悲慘境地。從歷史指標看，2020年是和平年代美國財富分配差距擴大最為明顯的年份之一。恐怕需要未來整整10年，才能熨平這一年的財富分配差距。

為何美國經濟不平等愈發凸顯，而新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尚未出現？最為重要的現實原因是美國政府目前正在借債發錢，這讓普通民眾尚不至於走上街頭。美國政府正在醖釀的新經濟紓困法案，仍然把“發錢”作為重要條款。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政府是典型的花錢“維穩”。

但是，聯邦政府不可能無限制地大規模擴大債務。債務泡沫總有破滅的時候。政府無法再借錢而發錢之時，就是美國貧富分化後果開始顯現之日。一旦美國民眾無法從政府那裏獲得救濟以維持基本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虛假幸福感，他們將會發現其財富已經被壓縮至歷史新低。他們是美式資本主義的犧牲品，失望、挫折和憤怒將會積聚。到時，任何一個社會突發事件，比如種族對抗，都可能成為美國民眾走上街頭的導火索。與10年前“佔領華爾街”運動不同的是，更為嚴峻的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將會相互交織和催化，從而使社會面臨更大的壓力。（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