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雪冬：疫情防控檢驗着共同體的韌性

在最近這波疫情中，基層的一些防控做法引起熱議。儘管已經有湖北武漢積累的豐富抗疫經驗，似乎只要認真“抄作業”就可以應對。但是結果並不是這樣的：有的地方不僅抄得準，而且答對了新題，有的則笨手笨腳，抄對了答案，丟了答題過程，還有的則層層加碼，把答題過程弄得繁瑣不堪，連老師都看不下去。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現象，網絡上已經有諸多的討論，甚至摻入了地域偏見。在筆者看來，差異的產生大致有三個主要原因：

一是這波疫情發生在不同的地域，自然地理環境差異很大。冬季氣温低本來就適合新冠病毒存活傳播，在天氣寒冷地區，公共場所、家庭等更為封閉，就為病毒傳播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天氣寒冷也增加了各項防控措施展開的難度，降低工作的質量，比如網絡上熱議的核酸檢測、物資運輸和派送，以及防控人員的集結和佈置等。

二是各地應對疫情的資源也決定着應對效果的差異。所謂的應對資源，除了藥品、醫護人員等醫療資源外，還包括當地公共基礎設施、市場網絡、媒體和社會溝通網絡、各類物資的自我供給能力、物資的流通配送渠道等諸多涉及到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各類資源、條件。這些資源條件，反映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尤其是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的狀態和基本條件，本來就存在着明顯的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在平常時候，如果公共設施不完善，公共品提供不足，市場網絡不發達，居民生活不便利，那麼在應急狀態下，居民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難就可想而知了。

三是各地政府治理能力成為決定疫情應對效果的關鍵因素。疫情暴發後，相關地方進入應急狀態，整個社會經濟系統開始圍繞當地黨委政府的指揮棒運行，黨政部門就成了指揮員、組織員和作戰員，每一個決策，每一步措施，甚至每一個幹部的言行，直接關係到疫情的防控質量。實踐證明，治理能力低的地方，必然會在疫情暴發後手足無措，應對失當，即使有現成的答案，也會抄作業不及格。這也是這些地方的政府在網絡上被詬病的原因。

疫情與許多災難風險相比，最根本的不同是所有人都身處其中，成為可能的受害者，無人能夠倖免，全社會成為災難共同體、風險共同體。因此，疫情防控考驗的不是某個羣體、某個組織的能力，而是整個共同體的韌性，面對災難自我調整、自我修復的能力。

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世衞組織把武漢疫情防控的成功經驗稱為“全政府-全社會”模式，倡導各國要有效防控疫情，需要政府、社會、企業以及每個人的參與、合作，共同提高風險意識、抗風險能力，發揮各自的優勢，承擔各自責任，共擔風險，把預防工作做到日常，防控工作做到精細。

這個模式的核心就是共同體精神的塑造和共同體的維護。在各類風險和不確定衝擊下，共同體已經不再是基於血緣、地緣、業緣等傳統社會因素形成的封閉式生存發展共同體，而是基於生命健康的共同體，超越了屬地管理、轄區責任乃至國別界限。因此，社會、政府、市場都是這個共同體的組成部分，應該發揮各自的作用，共同承擔維護共同體健康發展的責任，破除“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困境。

就當下而言，要提高疫情防控共同體的韌性，首先要補齊各種短板，包括資源短板、能力短板，尤其要從共同體的高度，繼續發揮好全國一盤棋的制度優勢，關注全國疫情中的脆弱地區、脆弱羣體、脆弱部門，為它們提供資源、補強能力，避免地域偏見，更快更徹底地將疫情控制在當地，防止擴散。其次，要通過疫情全面檢驗整個共同體的健康水平，既要深入分析政府治理體系和能力存在的問題，也要系統分析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建設中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制約政府-社會-市場三者良性互動的因素。要以疫情防控為契機，建設強政府、好社會、良市場，真正提升整個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水平。（作者是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