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鐵軍：深切懷念傅高義先生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於鐵軍

讀到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先生去年12月起草的“走向美中關係的優化管理”的倡議，禁不住想再次對為中美關係的改善殫精竭慮、並戰鬥到最後一刻的傅高義先生表達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懷念。

我是1999年參加傅高義先生、袁明老師和日本的田中明彥教授三位在東京國際文化會館共同組織的中美日三角關係（1972-1992）會議的時候有機會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傅高義先生的。之後2005年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以及2018-19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做富布萊特訪問學者期間，我曾兩次到傅高義先生府上就中美日三邊關係對先生進行過訪談，此外就是傅先生來北京大學參會和訪問的時候的幾次見面。雖然接觸有限，但先生的為人處世、學問風範仍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為後學，我的教學和研究領域也與中美日關係（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有關，對於傅先生的著作一直都很關注。身處其中，更覺先生同時作為美國學術界中國研究和日本研究巨擘所作出的學術貢獻，令人高山仰止。另外，近年來我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學研究之餘，也在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做一點兒政策研究工作，這也讓我同樣體會到面對激烈的國際政治鬥爭和高昂的民眾情緒，像傅先生那樣既能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慎思明辨，又勇於將自己的思想付諸於行動，是有多麼的不易。

傅高義先生著作等身，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在中國研究和日本研究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國研究方面，其在不同時期撰寫的《鄧小平時代》《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等記錄了大變革時期中國的人與事，將足以傳世。其為學路徑，也對當下人文社會科學中聚訟紛紜的方法論之爭有巨大的啓發意義。從學術背景上來説，傅先生接受的是社會學的訓練，之後從事的主要是區域國別研究、比較政治學和歷史社會學方面的研究。他做學問的方式跟當下美國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流方式不太一樣，可以説是一種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但在傅先生這裏可以説做到了一種極致，這包括對中日兩國語言的掌握，持續、廣泛、大量的田野調查，對研究對象國的歷史、文化、習俗、民情的深入瞭解，在中國和日本擁有深厚的人脈，通過腳踏實地地廣交朋友建立起最珍貴的彼此之間的理解和信任等，所以他被認為是既有嚴格的學科和專業訓練，又真正懂中國和日本文化、瞭解對方思維方式和真實想法的“中國通”和“日本通”。我覺得對於人文社會科學來説，這是真正接地氣的真學問，也是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者真正在國際關係中發揮“橋樑”作用的基礎。

正因為如此，傅高義先生在中日和中美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作用是非常重要、非常獨特，也可以説是難以替代的。作為美國老一代德高望重的中國學家和日本學家，一位真正希望中美日三邊關係和平友好的智者，我覺得他特別有擔當。在2010-2014年中日關係趨於緊張，兩國民眾羣情激奮、怒目相向的時候，作為中國和日本朋友的傅高義先生毅然放下他手中最想做的工作，花7年時間去撰寫一本回溯1500年中日兩國交往史的書《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就是為了使兩國人民都認識到，歷史上中日兩國的互相學習曾給兩國所帶來的巨大收益，雙方共享、共贏，也造就了兩國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兩國關係的特殊性，因此中日兩國應該立足長遠。其良苦用心，令人感動。

近幾年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兩國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的時候，傅高義先生又在耄耋之年挺身而出。2019年7月，傅先生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傅泰林（Taylor Fravel）教授等五人共同起草了致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國會議員的公開信《中國不是敵人》，經美國百名專家學者及政商界知名人士聯署後投書《華盛頓郵報》，剴切直言，認為敵視中國不僅對美國無益，而且這種做法也將會孤立美國。我還記得，2018年9月我到訪傅高義先生的家，傅先生針對當時已經舉步維艱的中美關係表情凝重地對我説，當下美國瞭解中國的學者發聲的好像不多，像他這樣的美國老一輩中那些知道中美關係怎麼從當初困難情況下走過來的人，應該在這個時刻發揮自己的作用。接下去，他就真的發聲了。先是作為聯名信的發起人，然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又提出了“傅高義倡議”，推動哈佛大學和北京大學的部分教員為中美關係的穩定和轉圜建言獻策。雖然中美關係面臨重重困難，但傅先生基於自己的信念及其長期的研究和經驗，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推動中美關係向積極的、建設性的方向發展，可謂可親可敬。

作為晚輩，我覺得傅高義先生特別符合中國傳統士人所向往、所追求的“三不朽”，即立德、立言和立功。在我看來，有良知、有擔當，有責任感、有使命感，不媚於世，不惑於眾，擇善而固從，此所謂立德。學識淵博，著書立説，言傳身教，六十載桃李滿天下，此所謂立言。在中日關係和中美關係遇到困難時，不曲學阿世，而是仔細傾聽對方，並運用自己的專業學識發出善意的、理性的、獨立的聲音，努力使中日美三國之間減少誤解，和平友好，此所謂立功。人之一世，此三者中能居其一已屬不易，而在傅先生身上，三者卻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豈不偉哉！

正因為傅先生在德、言、行三方面都堪稱楷模，是一位仁者、智者和勇者，所以當12月20日傅高義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在中國、日本和美國都引發了廣泛的、就一位學者而言可以説是前所未有的悼念活動，幾代學人在他們的回憶和紀念文章中都談到了傅高義的為人，包括他的謙虛、平和、睿智、淵博，他對後輩的獎掖和關心，他樂於傾聽、善於溝通，他探求知識的激情和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其音容笑貌，如在眼前。相信先生的學識、精神和風範，未來將長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而作為後來者，我相信對傅高義先生的最好的紀念，就是繼承他未竟的事業，推動中美關係向着妥善處理分歧、逐步增加信任、努力加強合作的方向發展。“傅高義倡議”經哈佛大學部分教員聯名簽署，既是對他遺志的繼承，也是對未來中美關係正常發展的一種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