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慧萍：歐洲追求戰略自主，中國樂見其成

近年來，戰略自主思想在歐洲政界和戰略界進入主流話語，並衍生出“歐洲主權”“經濟主權”“技術主權”和“數字主權”等若干概念，逐漸演化成為歐洲應對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和科技大變局的指導理念。一提到歐洲戰略自主，首先聯想到的就是歐洲希望減少在安全防務領域對美國的依賴。不過，從歐洲提出戰略自主的出發點及相關政策工具的政治考量來看，這一理念至少是針對三重目標對象：

第一重指向美國。作為歐洲戰略自主的“助產士”，特朗普迫使歐洲人嘗試走出對美依賴的“舒適區”。拜登上台後，美國對盟友的語調無疑會温和一些，歐美關係將迎來轉圜，但歐盟的戰略自主路線不會終結。一方面，歐美盟友關係的走向存在變數。歐美之間在貿易、能源等多個領域存在利益摩擦，歐洲戰略界更是擔憂特朗普主義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力揮之不去。德國基民盟黨主席候選人梅爾茨就斷言，拜登領導下的美國不會偏離特朗普的強硬路線太遠。另一方面，歐洲需要向美國證明其“分憂”的能力。即便新政府上台，美國政治的內顧傾向和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趨勢仍會繼續，仍將要求歐洲為本土和周邊事務承擔更多責任。對此，歐盟希望藉助美國政府換屆實現歐美關係的轉型，使歐美同盟關係更加平衡。正如歐洲智庫學者極其直白的説法，“歐洲人必須成為拜登治下的美國所樂見的、需要的、有能力的夥伴”。戰略自主仍將是歐洲的不二選擇。

第二重指向中國。一段時間以來，歐洲政商界、智庫和媒體充滿焦慮地討論如何擺脱經貿領域的對華單向依賴性，歐盟最大經濟體德國的對華出口佔比逐年攀升，大眾集團超過40%的營業額在中國實現，而新冠疫情也讓歐洲意識到在有效藥物成分和醫療用品領域對亞洲尤其是中國的過度依賴。對此，歐盟及其成員國相應在貿易、科技、競爭、產業、數字、氣候保護等領域採取調整應對，其整體的政策走向，包括減少原材料和初級產品供應鏈的脆弱性，實現貿易伙伴的多元化，尋找替代銷售市場，打造科技和工業領域的“歐洲冠軍”，出台5G安全工具箱，醖釀出台印太戰略，以“威脅公共安全”為由叫停中企在高科技領域的投資併購，均是在宣示經濟主權和技術主權，並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對華針對性。

第三重指向歐盟成員國。法國、德國這些更具全球視野的歐洲國家以及歐盟機構不斷在敲打和提醒其他成員國，歐洲沒有大國，歐洲各國在中美世紀博弈的背景下只有抱團取暖，將“國家利益至上”原則轉化為“歐盟利益至上”原則，方能如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的口號所言，“共同讓歐洲再次強大”，避免成為大國競技場，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作為複雜的超國家多層級治理架構，歐盟的權限和行動能力來自成員國讓渡的主權，歐洲主權的概念能夠在軍事、外交、工業、環境、移民等各領域為歐盟外溢出廣闊的政策權限空間，如果推進戰略自主和歐洲主權，無疑將潛移默化地對一體化進程產生深遠影響。

值得關注的是，歐洲戰略自主不止於理念層面，而是伴隨以切實的戰略、法律、規則、條約、政策工具和項目扶持，並且早已超越了軍事防務這一傳統的主權和國家安全領域，延伸到貿易、金融、工業和科技競爭、供應鏈安全、氣候保護、醫療衞生等廣泛領域。歐洲日益傾向於將數據、關鍵基礎設施、高新技術、外商投資、能源等要素上升到主權和國家安全的高度，出台政策應對，以捍衞歐洲利益和價值觀，增強歐盟的行動能力，走出獨立自主的道路。例如在數字領域，歐洲出台的一系列數字經濟法案、規則和產業促進政策，既是針對美國放任自由的數字治理模式，也是針對中國政府管控的模式，有志打造數字時代的“歐洲模式”。

對於中國而言，整體上樂見歐洲通過發展戰略自主，成為相互依存的多極世界中的重要穩定性力量。歐洲頂住美國的壓力與中國達成全面投資協定，進一步擴大全球貿易體系網絡，正是其貫徹經濟主權的最新成果，彰顯了戰略自主的政治意願。不過，歐洲內部對於戰略自主的理念交鋒充分折射出，仍有相當多的聲音希望繼續躲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維持“美治和平”的幻象。歐洲要真正轉變觀念、從思想上獨立起來，仍面臨着根深蒂固的傳統與現實阻力，而其內部對於歐洲主權以及一體化的發展方向也遠未形成基本共識。（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