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處理對華關係，須看到中美三個差異——傅高義教授對中美關係的殷切期待

王緝思

我同傅高義教授的密切交往，定格於去年12月15日我給他發送的電子郵件。我告訴他，他寫的關於中美關係的倡議的初稿非常精彩。他在前一天通過電郵給我發送了一份文件，倡議中美兩國更好地管控分歧，加強在各個領域的合作，避免對抗。他説，在徵求哈佛學者的意見並對文件做出修改之後，他將徵集相關美國學者的簽名聯署，爭取以“哈佛大學和北京大學部分教員”的名義發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後來回憶道，12月16日傅高義教授進手術室前，還和他通話提到這份沒有完成的工作。我當時沒有想到傅高義會突然生病住院。12月21日，當我正在發郵件對他的倡議提出修改意見時，傳來了傅高義教授病逝的噩耗。

承蒙宋怡明教授和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陸伯彬教授的悉心加工整理，傅高義關於中美關係倡議的文本得以公開面世，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傅高義教授標誌性的微笑，又一次展現在我面前。

打開我的電子郵箱，發現從去年4月13日到12月14日，傅高義給我的郵件有57封之多，平均每4天一封！去年4月，哈佛大學的艾利森教授、奈教授、傅高義教授等，代表哈佛大學貝爾福中心，開始同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共同籌辦中美關係的系列研討會。同時，雙方準備聯合撰寫報告，在美國總統選舉揭曉後（這幾位哈佛學者當時都對拜登當選寄予厚望），向中美兩國提出穩定中美關係的倡議。我們在去年7月和9月召開了兩次雙邊視頻研討會，達成了一些有益的共識。由於艾利森教授等忙於其他事務，哈佛學者同我方的聯繫工作和文件起草，即由90歲高齡的傅高義教授單獨承擔了。

傅高義教授沒有個人助手，許多會議籌備事項，以至每份郵件，都是他親自完成。我們在9月雙邊研討會上的聯合開場詞，雖然只需要講兩分鐘，兩人還是通了幾次郵件切磋，字斟句酌地準備。我擔心他的身體，他卻在8月27日的回信中安慰我説:“雖然年事已高，我夫人和我每兩天步行一英里，其他的日子裏我們騎5英里自行車。由於有視頻通話，我們並不感到孤獨。”

傅高義教授的敬業精神和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令我欽佩萬分。他對中美關係的遠見卓識和殷切期待，充分表現在我稱之為“傅高義倡議”的文件中。我認為，傅高義倡議是美國學者能夠公開提出的最有利於中美關係平穩發展、能真正造福於兩國人民的政策思路和建議。我的多位中國同事都將發表他們對這份倡議的評論。我的短文，集中於其他方面的幾點感慨。

其實，在傅高義發給我的這個文本的後面，他還寫了一篇很短的“可選擇的附件”，標題是“三個需要彌合的基本分歧”。他指出，只有理解中美之間的三個根本的不同點，才能找到合作的真正途徑。第一，中國經濟是政府主導下的發展中經濟，而美國是規則指導下的開放型經濟。當中國經濟剛剛起飛時，美國對中國政府對本國企業的支持和保護並不在意。但當中國成長為全球經濟大國時，美國就不再能容忍中國不按美國定下的規矩辦事，要求平等競爭。

傅高義指出的第二個中美差異是：美國信奉個人自由至上的價值觀，而中國提倡集體主義。他説，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以後的種種民族屈辱和動亂，現在做到了讓億萬人民脱貧，因此渴望穩定的秩序。許多中國人認為，為了大多數人的幸福，有必要限制少數人的言論和行動自由。正是因為遵循集體高於個人的原則，中國才成功地控制了新冠疫情。

傅高義論及的中美差異的第三點，是選舉制度的區別。他説，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工農羣眾的利益，反對資本家和地主階級。但現在中共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是代表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中共擇優選拔官員的制度，同美國的公開選舉制度是根本不同的。

我認為，傅高義關於中美兩國根本差異的看法，雖不是什麼驚人之見，卻是他幾十年考察兩國國情後深入思考的結晶。這番話的重點在於提醒美國人，中國特殊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孕育出的制度和政策，與西方根本不同；不理解這一點，就處理不好對華關係。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傅高義的觀點在美國政治主流話語中，只是空谷足音，甚至會被指責為“親共”。我懷疑，他之所以用“可選擇的附件”的方式發送這篇短文，是因為他知道在美國當前的政治氣候下，自己的這些觀點是難以公開發表的；即使發表了，也會承受很大的社會壓力。

既然傅高義的觀點難以為美國政治主流所接受，那麼似乎應當在中國受到歡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他雖然強烈呼籲美國人理解兩國國情的差異，也在《鄧小平時代》等著述中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加以高度肯定，但卻沒有明確讚揚中國的所有政策，而是對中方的某些做法有所保留。

在中方學者看來，儘管“傅高義倡議”有其可取之處，希望它能被美方所接受，但同中方的立場仍有差距。考慮到這一點，當傅高義提議以“哈佛大學與北京大學部分教員”的名義發表這份倡議時，我是有猶豫和保留的。在我看來，在關係到世界政治趨勢和中美關係走向的重大問題上，作為羣體的中美兩國學者，都不適合發表任何聯合聲明或倡議，因為兩國政治立場的差距實在太大了，而且正變得越來越大。

我個人曾經設想，兩國部分學者以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的形式，發表一個共同聲明，先闡明雙方共同的目標，然後各説各話。但一轉念又想，《上海公報》的背景，是當年中美兩國因防範某個第三國霸權擴張的共同戰略目標而走到了一起，所以各自闡述自己的政治立場，並不妨礙戰略合作。而在今天，中美成為彼此最大的戰略對手，共同目標早已含糊不清，兩國在利益相交的所有領域都發生了摩擦。最近幾年，美國朝野都將中國視為最大的外部挑戰、競爭者甚至安全威脅。中國對美方的制裁、挑釁予以堅決反擊，加強了鬥爭精神。兩國現在最重要的共同目標，似乎不再是為共同利益而協調合作，而是防止兩國相互對抗帶來的嚴重損失甚或相互毀滅。“道不同，不相為謀”。《上海公報》式的求同存異和各自表述，也許會帶來對方更大的曲解。

儘管我個人認同傅高義倡議的基本精神，也敬佩他提出這些倡議的勇氣和堅韌，但又不能不遺憾地指出，他的倡議能得到基本落實的可能性很小。他如有在天之靈，今後可能會感到失望。傅高義教授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深刻認知，在他這一代資深學者中本已屬鳳毛麟角；中青代的美國專家學者，由於各種原因，更鮮有人持同他相近的立場觀點。也正因為如此，傅高義對中美關係的殷切期望，以及他關於東亞與中國問題研究的精神遺產，才更顯彌足珍貴。（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