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符號”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工具

“宣傳”一詞的英文是“propaganda”。在美國文化裏，propaganda不是好詞，帶有較強的負面色彩。因為propaganda曾經是天主教的專權專利，美國從殖民地時期開始的清教徒意識形態敵視天主教，反對propaganda，其實就是反對天主教意識形態的進攻性。因此，當今美國的媒介理論一般都用“spread（傳播）”代替“propaganda（宣傳）”，以體現非意識形態性，顯得“客觀公正”。事實上，美國的意識形態同樣具有極強的進攻性，換一個詞，本身就是意識形態思維的表現。

在西方文化中，“宣傳”和“傳播”都帶有一定的攻擊性色彩，屬於文化戰爭的範疇。其中，符號是重要的宣傳工具。例如，東方的寺廟一般都選擇遠離人羣的山水之地，掩映在濃密綠蔭之間，而西方的教堂則豎起尖聳的十字架。在現代摩天大樓出現之前，教堂尖頂十字架基本都是市鎮內的最高建築。這種符號的擴散時時刻刻在提醒人們一種意識形態的存在與強力擴張。

符號的宣傳作用在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的時代尤其重要，不識字不影響識別符號。隨着印刷術的出現，西方社會識字比例大幅提高，這一現象有所弱化。但是，影視媒體的出現，使得符號的宣傳功能再次提升。尤其是美蘇冷戰期間正是影視媒體蓬勃發展的階段，美化自身、醜化對方的“符號戰爭”充斥於兩大陣營的對抗當中，從單純的符號到可以被符號化的一切元素，都在冷戰中充當了意識形態工具，即使是冷戰結束後這一點也沒有改變。中東、東歐等地的“顏色革命”中，拳頭、鮮花等符號毫無疑問都承擔了鮮明的意識形態功能，並藉助互聯網媒體和所謂現代藝術手段而大肆傳播。在2019年的香港街頭，暴徒“文宣組”製作雨傘、防毒面具、護目鏡、黑T恤漫畫或抽象標識也同樣是出於病毒式擴散暴力“港獨”理念的目的。

現代社會有很多符號並不具有意識形態色彩，例如機場、道路等公共設施大量使用的提示符號，方便了母語語言文字不同的人們。但有些公共符號也容易被意識形態化，例如廁所的性別符號有時就會陷入意識形態糾結。商標等商業符號也經常出現此類意識形態化的現象。

新冠疫情以來，針對中國的“符號戰爭”並沒有消停。去年西方媒體上屢屢出現的“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就是一種語言符號的攻擊。雖然世界衞生組織早已明確病毒命名應遵守不能暴露任何地理位置、動物和人羣的原則，但這對於一些時刻不忘意識形態進攻的人來説並不能構成障礙。近日，有網友爆出加拿大駐華使館的工作人員在中國定製文化衫，上面印製的圖案高度類似蝙蝠形狀及“WUHAN”字樣，懷疑該外交官是不是想要迎合西方國家存在的一個歧視中國人的謠言。實際上，類似“蝙蝠外形”配“武漢單詞”這樣將語言文字符號與圖案符號相結合的手法並不新鮮，不過是意識形態交鋒中“符號戰爭”的常用手段。加拿大方面稱，中國人對此的理解是一種“誤解”，文化衫是“給武漢撤僑團隊工作人員作紀念”，圖案是借鑑美國説唱音樂組合“武當幫”（Wu-Tang Clan）的標誌，並沒有指代蝙蝠的意思。我認為加拿大外交部的説法是一種詭辯。即便造成了“誤解”，也很有可能是事先設計好、便於事後開脱的擦邊球手法，這種手法和詭辯都很拙劣。

這一事件的曝光是因為加拿大駐華使館工作人員物色的中國電商企業主比較敏鋭，察覺到了不妥並公之於眾。這提示我們防範西方藉助符號的意識形態攻擊，需要廣大人民羣眾提高警惕，及時切斷此類惡意符號的有效傳播。西方一些勢力對於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攻擊無處不在，符號只是其武器之一。（作者是北京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