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在互聯網化的春節裏尋找年味

在未來，當我們回望當下的時候，或許紅包大戰就是對這一週期節日文化的標籤性認識之一，這確實是拜互聯網所賜。當然，這麼説並不是簡單的貶義或否定，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過年”，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那樣的天經地義、理所應當。

春節，也就是農曆新年，凝結着所有中華兒女的情感寄託和精神歸宿。作為傳統農耕文明的結晶，“年”的概念，最初的含意就是農業的時間標尺，就是指穀物的生長週期。到了漢武帝年間，春節的禮俗和規制開始一代代地薪火相傳，根植在中國人的深層文化認知結構裏。

到了近代，春節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也和中華民族在近代中的命運一樣，遭遇了那個年代的顛沛流離。辛亥革命之後的1912年，民國政府就專門頒佈政令，廢除了已通行4000多年的陰曆，並明令取締春節。這也是為什麼1956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出品《春節大聯歡》，當時受到那樣的歡迎。因為19世紀以來，隨着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全世界所有國家，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傳統文明古國，都不得不推行和適應以陽曆、公曆為代表的現代時間制度，能否協調好傳統文化制度下的紀年曆法觀念與現代時間制度的衝突，考驗着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後發國家。直到新中國，才有效地解決了陽曆和陰曆兩種時間觀念下，困擾現代中國近半個世紀的“過年”問題。

所以，作為春晚鼻祖的《春節大聯歡》，幾乎匯聚了那個時代我國文化藝術界的全部精英，作為當時的新媒介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向全國轉播了演出的盛況。那次轉播的規模和範圍，對於那個年代的世界傳媒界而言，都是一件具有時代節點意義的大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簡單地否定今天這個互聯網化的春節。無論是1956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轉播的《春節大聯歡》，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廣播電視、衞星電視直播的春晚，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新媒介對於維繫和傳播傳統節日文化，一直髮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互聯網還將繼續深入改造和重構以春節為代表的傳統節日文化的當代形態，近幾年的紅包大戰等全新的文化症候，恐怕只是大歷史來臨前的序曲和前奏。

顯然，這幾年春節期間喧囂不已的紅包大戰背後的核心問題，是新舊媒介格局的歷史性更迭。以電視為代表的廣電行業全面陷入下行通道差不多已經得到全社會的認同，作為新媒介的互聯網在這場媒介迭代中要完成的，正是對整體性社會生活的全面介入。就像已經淪為舊媒介的電視在過去30多年曾發揮的影響一樣，互聯網時代的變革正在以一種摧枯拉朽的方式，席捲着我們今天朝九晚五的日常形態，新的技術及其應用也在諸如紅包大戰等新生事物中，悄無聲息地進入到我們柴米油鹽般的家庭生活。發生在近年春節中的種種新變，將註定不僅僅是互聯網領域的大事，甚至在人類文化史上都會留下濃重的一筆，這一切的意義需要在未來予以進一步的評估和認知。

然而，儘管眼下新舊媒介正在快速迭代，但春節作為全球中華兒女的身份認同、文化認知的核心載體從未改變。所以，作為對近年來越來越互聯網化的春節的初步總結，自然也離不開對於這種正在迭代中的傳統節日文化的評估。

新的傳統節日文化形態正在以一種泥沙俱下的方式全面、深入、徹底地襲來，對它的評價更是對它所代表的未來的評價。互聯網時代的產物是否挑戰甚至顛覆春晚並不重要，僅僅30多年的電視直播春晚放在4000多年的春節歷史中，不過只是滄海一粟，被新的媒介和新的內容邏輯所取代也只是時間問題，這只是傳統節日文化形態在現代時間體系下最正常的新陳代謝。

真正的問題在於，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介，儘管為今天的春節節日文化形態提供了有着接近全民參與性的文化娛樂形式，但目前以及在可預計的未來，這種泥沙俱下的現狀的最大體現就是，依託於互聯網的新的文化娛樂形式，至少在眼下尚還沒有實質性地增強華夏兒女所依賴和痴迷的“年味”。因為正是這種“年味”才是每年讓祖國大地有着在世界歷史上都堪稱奇蹟的人口流動，無論任何階層、任何民族，都在這種“年味”中堅守和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情感寄託和精神歸宿，這也是現代春節對於傳統節日文化體系頂層設計的最大意義所在。

新春伊始，在越來越互聯網化的春節裏，我們最該期待什麼？的確，所有新生事物都要面對現實的挫折和歷史的反覆，但所有新生事物的革命性也正在於其自身的高度開放性和廣泛參與性。那麼，是否能讓更多的社會羣體、社會力量參與到這場傳統節日文化的迭代進程中，並創造出具有可以為未來提供新的文化認同的文化娛樂內容資源，也就直接意味着是否可以讓更多的社會羣體、社會力量參與到通往未來的移動互聯網浪潮。因為這最終指向的是，我們是否還能期待一個開放性的未來。（作者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