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學張謇？
2020年11月12日下午，正在江蘇考察調研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南通博物苑，參觀張謇生平展陳，瞭解張謇興辦實業救國、發展教育、從事社會公益事業情況。習近平指出，張謇在興辦實業的同時，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造福鄉梓，幫助羣眾，影響深遠，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
張謇（音：jian“簡”）何許人也？19世紀末20世紀初，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中國新式企業發展面臨五大障礙：外國的競爭、政府的軟弱、資本的不足、技術的落後和動力的缺乏。張謇替張之洞起草了《條陳立國自強梳（通“書”）》，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晚清衰落到無法挽救的地步，仕途無路可走，朝廷動員了一批狀元去辦廠。
張謇15歲第一次鄉試就中了秀才，連考二十年也沒中舉。直到1894年，他41歲，才被光緒點了狀元。11年後，即1905年，中國正式廢除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張謇可謂晚清最後一批狀元，但他一定沒料到，自己後半生的實踐昭示着：中國文人真正的蓬勃生命藴藏着科舉之外。
富民強國，實在於工
1894年，張謇剛中了狀元，父親卻因病離世。1897年，守孝期滿的張謇接連收到翰林院催促回京的三封函電，但趕上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免，張謇深感官場險惡。又回想起三年前中狀元時，自己有幸隨文武百官迎駕慈禧太后。當時突降暴雨，路面積水一尺多深，官員們個個跪地匍匐在路邊，渾身濕透，其中還有七八十歲的老臣，但慈禧乘轎經過，連正眼都不看，視若無物。這一景深深地印在張謇腦海裏，自問：難道幾十年寒窗苦讀，就為了做一個磕頭蟲嗎？
對政治的失望，讓張謇滋生了實業和教育報國的念頭，還寫下*“*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但幾十年埋頭苦讀，一無經驗，二無資金，棄官從商業並非易事，張謇説服自己的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替書生爭氣。世人都説書生只會空談，他偏要做出個樣子給人看看。
張謇三十年科舉之夢，就此了結。相信中國企業家中的“九二派”和下海創業者的大學教師一定深有共鳴，包括俞敏洪、段永基、郭廣昌、劉積仁、馮侖等。
張謇依靠南通手工棉紡織業較為發達的基礎，開創性地以股份制籌募社會資本發展，躬身踐行，興辦大生紗廠，開展棉花生產，保護民生，抵抗外來經濟侵略。“大生”二字源自《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寄託了張謇的理想*——*天地間最大的政治是國計民生。
僅僅23年之後，大生集團四個紡織廠的資本已達900萬兩白銀，有紗錠15.5萬枚，佔全國民族資本紗錠總數的7%。以大生紗廠為核心，他還創辦了油廠、麪粉公司、肥皂廠、紙廠、電話公司等，形成一個輕重工業並舉、工農業兼顧、功能互補的地方工業體系，其產業鏈橫跨輕工業、運輸業、農業，甚至金融業，旗下企業達數十家，成為中國東南沿海實力最雄厚的民族資本集團。1950年代毛澤東談到民族工業時説：“中國最早有民族輕工業，不要忘記南通的張騫”。
重視教育，啓發民智
1912年，在華四十年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對張謇説：中國如不能普及教育、大興實業、推廣慈善和公共衞生，必定實行不了共和，也不能發達。這四件事要比練海陸軍更重要，可究竟有幾個省能試行？這一席話對張謇影響至深。他畢生視實業、教育和慈善為己任，其中最重教育。他提出“父實業而母教育”的理念，認為實業和教育的關係就像父親和母親，應該相輔相成，利始而義終。
他學習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思想，倡行民生民智，提高民族素質，提出説*“啓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達，乃先實業。”*
張謇還認識到，小學是教育之母，要普及教育就要多辦小學，但是辦小學需要師資，所以他第一步選擇辦師範。他創辦的“通州師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民營師範學校。張謇深知教育是強國之本，留下名言：*“*家可毀，師範不可毀。”
張謇一生為南通教育總計投資257萬兩白銀，獨自創辦或參與創辦師範、紡織、醫學、農業等高等學校和職業、專科學校400多所，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近代教育體系。
在南通之外，1905年他與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即復旦大學前身。1909年創辦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後與其他學校合併成為大連海事大學。1912年創辦江蘇省水產學校，即上海海洋大學前身。同年，創辦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即河海大學前身。1917年在張謇支持下，同濟醫工學堂（同濟大學前身）在吳淞覆校。1919年，由張謇出資，上海博文女子學校復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博文女校為會議代表除開幕式、閉幕式之外的唯一議事會所和唯一宿舍。除此之外，張謇還是國立東南大學、中華職業學校、蘇州鐵路學校、龍門師範的主要創辦者。
思想開明，文化更新
第一，開風氣之先。張謇被稱為“中國的現代化之父”，實業、教育、憲政（地方自治）是他的三個支點。此前的洋務運動，李鴻章、張之洞這些人意識到了強國，但沒有意識到富民和開啓民智才是根本，也對政治制度上的創新認知不足。如果説梁啓超是以文字來革新，張謇則是在實踐上開風氣之先。實際上，他也是中華民國的“助產士”。
第二，重視新技術、新機器。1921年至1931年的《海關十年報告》中説：“中國的實業家們渴望獲得最新工藝技術，這可從多數工廠採用國外機器設備一事得到佐證。” 重視新技術和機械化的生產工具，“機器力求其新”，從張謇到盧作孚、榮宗敬，無不如此，工廠裏、船上的設備，包括無線電台等，都是當時領先的。
第三，向國外學習，引外資，用外人。為了辦工廠、辦教育、學憲政，他幾次遠渡日本取經學習。1903年張謇應邀參加大阪勸業博覽會，對日本進行了歷時七十天的考察，撰寫了大量的日記《癸卯東遊日記》。1913年，他還撰寫了《籌畫利用外資振興實業辦法呈》一文，在文中討論了利用外資的具體方法。他善納賢士，不論出身，他親自給旅居中國的知名朝鮮文化人金澤榮安排住所，並聘其擔任南通翰墨林印書局的編校。
第四，破除迷信，不從舊俗。張謇倡導改寺院辦學，在南通引起非議。百姓講迷信，怕得罪神靈，要破土動工時，工人不敢下手，怕得罪神靈，張謇説“時不從古”，親自動手拉繩索，首先拉倒一尊佛像，工人才敢跟着動手。迄今南通仍流傳着一句歇後語：“千佛寺改學堂*——*時不從古。”
張謇常説：“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他在南通大辦公益事業，致力於地方自治。南通在他的影響下，成了名揚世界的現代化工業城市。梁啓超稱之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日本人內山完造稱南通是一個“理想的文化城市”，當代城建學家吳良鏞驚歎其為“近代中國第一城”*。
他創辦的“南通模式”，直接影響了榮氏兄弟、範旭東、盧作孚、穆藕初等人，間接影響的人更是不計其數。
如何定義他的人生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企業家與西方的新教徒企業家洛克菲勒、卡耐基等不同，他們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國家命運的希望之舉。費正清的有段評論頗到位：
“張謇等士紳文人，在甲午戰敗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於政治和思想動機。其行動是由於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於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這種理想主義催生了中國近代的企業家精神。對於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來説，這種精神要比一切計算更具有根本性。用榮氏家族創辦人榮德生的話説，“精神才是立業之本，家兄一生事業靠的就是充實的精神”*。*這個“精神”無疑就是企業家精神。
餘秋雨這樣書寫張謇：
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我對張謇投以特別的尊敬。他是清光緒狀元，熟知中國傳統文化，卻又全方位地創建從教育到實業的一系列近代文明。他所創建的實業，橫跨紡織、輪船、鐵路、墾牧、冶金、電燈、石粉、鹽務等多種門類，其中有一部分取得很大成功。他完全摒棄了中國知識分子尚空論、尚復古、尚艱澀、尚激憤、尚孤雅的頑疾，把家鄉南通當做一片試驗田，切實地展示了一條將國際化和中國化融為一體的可行之路。他的這一系列行為，在文化更新的意義上，非同小可。
張謇如何定義自己的人生？他真正看中的什麼？
他在暮年時回首，認為自己一生的憂患、學問、出處，最重要的事不是實業，不是教育，也不是南通的自治，而是立憲的成敗。
也許正源於此，胡適如此評價張騫：
*“*季直先生（張謇）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予全國。”（作者朱巖梅是華大基因集團執行董事）
【參考】
1.《大商人——影響中國的近代實業家們》，傅國湧，鷺江出版社，2016年4月
2.《張謇：兼懷天下》，劉未鳴，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
3.《中國文脈》，餘秋雨，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11月
4.《棉花帝國：一本資本主義全球史》，Sven Beckert，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