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極端保守主義的美國需要一場變革

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場罕見的暴風雪災害引發世界廣泛的關注。由於能源設施癱瘓，數百萬人遭遇停電斷水無法取暖，這暴露出美國基礎設施老化問題。但是，從更深層次看，得州科羅拉多市長蒂姆·博伊德的那封公開信更讓人懷疑這場人道主義災難背後的“人禍”因素。即面對災難，美國政府不是全力協調全社會救援，而是“甩鍋”民眾，説什麼“地方政府也沒有責任在這樣的困難時期支持你們”，“要學會自救，只有強者才能生存下來，救援是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做的事”。這番激進言論立即招致美國民眾的批評，雖然博伊德已經迫於壓力辭職，但是得州暴風雪暴露出的“美國危機”卻仍然擺在那裏。

美國為何盛行保守主義

面對廣大受難民眾，政府官員不是積極救援，卻站在“道義”的高度教訓民眾不該指望政府，宣揚所謂“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妖魔化”社會主義。這一表現與2020年特朗普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混亂、低效如出一轍，背後反映的是美國特殊的政治文化。多數美國人引以為豪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即信奉個人自由，反對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主張市場至上。美國一些自由派媒體把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的失敗歸咎於特朗普的人品與失誤，顯然忽視了美國政府體制以及背後深藏的保守主義主流價值觀的影響。

獨特的歷史發展經驗，造就了美國保守主義的思想傳統。與歐洲舊大陸相比，美國工業化發展並未造成類似於歐洲國家的嚴重階級分化與階級矛盾。美國立國之後快速的經濟發展與西部擴張運動，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特定地區出現的階級矛盾。美國有一種理論認為，“西進”運動、海外擴張使得美國不斷獲得所謂“新邊疆”，“新邊疆”為美國人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從而有效消除了階級矛盾。在此歷史背景下，美國社會形成了強烈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主張通過個人奮鬥、勤奮努力來獲得自身的發展，即美國主流媒體長期宣傳的所謂“美國夢”。

保守主義的價值觀推動人們高度懷疑國家與政府的作用，形成對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的過度崇拜。保守主義推崇個人奮鬥，同時宣揚對政府的不信任，主要是認為政府權力太大將侵害個人的權利。美國當前槍支暴力層出不窮，每年造成數萬人死亡，但是禁槍卻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是因為保守主義認為持槍是個人的權利，公民個人有暴力反對政府暴政的權利。

不願向其他文明學習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思想在美國被既得利益集團“妖魔化”。大資本集團以及由它們控制的媒體聯合推動，把社會主義、社會福利與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對立起來，對社會主義的思想進行歪曲。不少中下層民眾也受到極端個人主義宣傳的“洗腦”，而對社會主義思想抱有懷疑的態度。這也成了政客在選舉中的“工具”，如在2020年大選中，特朗普及其背後的保守派聲稱，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如果贏得大選美國將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以此恐嚇選民。其實，民主黨競選綱領也只是主張較温和的社會改良，而以桑德斯為代表的更為激進的社會主義改革派最終被“邊緣化”。

在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推動下，美國向全世界推銷“美國模式”，有時不惜採取暴力征服手段，給受到干預的國家帶來了災難。儘管美國號稱是西方價值觀的代表，但美國的發展模式、思想傳統與其他西方國家包括鄰近的加拿大以及歐洲大陸國家仍有很大的區別，其中最大的區別在於國家、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關係定位差異巨大。美國主流思想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或乾脆認為美國發展模式要優於其他西方國家，更不用説優越於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傲慢與自大導致美國政治精英排斥向其他文明學習，這是導致美國製度弊端越來越大的重要因素。

美國需要一場變革

當前，極端保守的意識形態給美國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在未來發展方面。

首先，它激化了美國社會的意識形態鬥爭，加重了美國的政治極化。當前美國政治極化，兩黨對立嚴重，背後是兩種思想、兩種價值觀之間的鬥爭。保守主義強調個人自由、減少國家干預，而自由主義則提倡適度國家干預與社會福利，但這兩種價值觀在今天的美國變成了水火不容的兩大勢力，加深了社會與政治的對立。特朗普煽動的“美國優先”則加重了人們的思想混亂，處於困境中的美國中下層民眾更相信支持保護主義、排外主義的政客能幫助自己改變命運。

其次，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無法解決美國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當前，美國處於社會政治經濟危機的全面爆發階段，新冠疫情並非引發這些危機，而只是將美國社會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徹底暴露出來。導致危機的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懸殊以及嚴重的種族對立。美國1%的人口掌握着50%以上的社會財富，中產階級嚴重萎縮。過去30年，底層50%的家庭淨資產零增長或負增長；過去40年，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水平沒有增長。貧富差距懸殊導致階層固化，“美國夢”越來越難以實現。疫情期間發生的種族對立事件，暴露出美國社會存在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尤其是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族羣對立越來越嚴重。

美國社會如今面臨一個困境：一方面，主張個人自由、反對政府幹預、反對社會主義的保守主義傳統與價值觀依然強大；另一方面，要解決空前嚴重的貧富差距、種族對立以及氣候變化與疫情等公共衞生危機所造成的大規模災難，僅靠個人奮鬥、“適者生存”是無法解決的，強有力的國家與政府幹預是必須的。但從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激烈鬥爭的情況看，兩種價值觀、意識形態很難達成妥協，美國的未來發展面臨很大不確定性。美國與世界的關係也因此同樣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正像某些評論指出的，不排除美國保守主義集團通過對外發動戰爭等極端方式將危機向外部轉移，解決國內尖鋭的社會矛盾的可能性。

因此，從理論上講，加強福利社會的變革或許對美國與世界都是有益的，世界將可能因此變得更加和平安定。（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