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少俠：中美關係如何撥亂反正？這可能是近期最值得一讀的文章
特朗普時代已黯然落幕，但美國前政府已經給中美關係埋了太多雷，需要排除；燒了太多橋，需要重建；放了太多毒，需要清瘟。
寒冬將盡，春日可期。時令恰似天下大勢與中美關係——疫後復甦道阻且長，但也不乏和風暖陽。
無論一些美國反華政客怎樣歇斯底里秀下限，中美兩國人民始終對彼此懷有樸素的感情，雙方尋求友好交往、互利合作的努力從未停歇。
即便在世界仍深陷冷戰之中的1970年，毛主席在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也曾表示：“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也曾説過：“我們改善同北京的實際上的關係，這肯定是對我們有益的，同時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今天，中美關係再次來到撥亂反正、重返正軌的歷史十字路口。破壞只需要任性和偏執，但重建卻需要勇氣和智慧。此刻，時代呼喚兩國有識之士理性辯論，共商新形勢下的中美相處之道。
▲獨家視頻| 五十載中美同行，大咖談親身經歷
2月22日，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在外交部新聞發佈廳共同主辦了*“對話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藍廳論壇*。中美各界大咖百家爭鳴，為兩國關係發展貢獻真知灼見。少俠特奉上現場重磅一手資料，以饗讀者。以下言論僅代表嘉賓個人觀點，不代表“朝陽少俠”立場。
1、中美關係無法迴避競爭因素
麥克福爾（美國前駐俄羅斯大使、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現在的美中關係應是處於冷戰1.0和2.0之間的位置。
美中關係與曾經的美蘇關係存在巨大差異。首先，雙方的意識形態差異比冷戰時期弱很多。第二，美中在經濟上高度依存。這種情況在冷戰時期的美蘇之間是不存在的。第三，美中迄今沒有打代理人戰爭。
傅瑩（外交部前副部長、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那種惡性的、以完全壓制甚至消滅對手為目標的對抗性大國競爭曾多次出現，導致零和博弈甚至戰爭的結果。放在大歷史的進程中看，這種競爭結果是雙輸的，中美不應重蹈覆轍。
*中方不懼怕競爭，但不贊成搞戰略競爭，需要培養良性的、有規則的競爭。*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特別緻辭中指出的，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礎上的競爭，開展你追我趕、共同提高的田徑賽，而不是搞相互攻擊、你死我活的角鬥賽”。
2、中美關係互信缺失有其深層次原因
弗裏德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過去40年中有30年時間，中國一直向美國出口“淺層次產品”（shallow goods），如服裝、鞋襪、太陽能板等。而美國則向中國出口“深層次產品”（deep goods），如計算機、軟件、芯片等。
但過去10年中，中國開始提供高端工程技術產品，也就是“深層次產品”，如華為所代表的高端技術產品。提供“深層次產品”時，兩種制度之間的價值觀差異就成為了難以逾越的結構性問題，華為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方大為（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
關於信任，尤其是兩國之間的信任，比較好的定義是一國對另一國的善意推定，而非條件反射般地從最壞的角度出發和理解對方的意圖。
美中在許多領域都有共同利益，也有許多不同利益。但美中信任問題絕不僅僅是利益之爭造成的。文化、意識形態、外交風格、溝通語言等方面不同，才是造成信任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這些差異。
中國是美國不可缺少的夥伴，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我們必須基於各自利益採取合作態度。中國絕對不是我們的敵人，美國也絕不應該將中國變成敵人，否則這將是美國最大的決策失誤。
傅瑩（外交部前副部長、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最大難題是如何準確判斷彼此的戰略意圖。美方的心結在於，擔心快速成長的中國有稱霸世界的野心，認為中國要取代美國領導世界。無論中國怎樣努力闡述自己的和平發展意圖，美方都不願相信，因為美國自己秉持追求世界領導地位的強權理念，因此也用這樣的鏡像去猜度任何對美國構成追趕之勢的國家。
*美國國內目前的困難不是外界造成的，而是其國家的內外政策失誤的結果，包括這些年對外的戰略透支，內部社會分配不均，黨爭難以彌合，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些都需要美國人自己努力去解決。*我們已經看到美國社會正在嚴肅探討並努力解決這些問題。美國要想克服困難，走出困境，需要一個過程。美國畢竟對世界有很大影響，它自身遇到的困難難免會發生外溢，波及國際形勢和其他國家，對此我們需要有所認識和警惕。
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
去年，我們目睹了美國兩個政黨之間的激烈爭執，這反映出他們之間深深的不信任。他們在同一國家都彼此不信任，那麼具有不同歷史、政治制度、商業慣例和文化價值觀的中美兩國如何才能相互信任？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我認為理解中國共產黨是建立中美政治互信的關鍵，因為美國對中國戰略意圖的判斷集中在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和誤判。
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上升到黨和人民合一，注重借鑑西方政治文明並實現本土化、時代化和大眾化。林肯總統強調“民治、民有、民享”，孫中山先生將其發展為“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以人民為中心（in the people）；強調做先鋒隊（before the people）；強調做人民公僕、享受在後（after the people），從而更加豐富了林肯的思想。*中美之間不應是兩種模式的競爭，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重塑政治互信
鮑爾森（美國前財政部長）：
*美中應實現“精準對等”，承認競爭，同時反對對抗性競爭。*美中應決定如何以及在哪些領域競爭，並在共同關心的領域開展合作，最大限度降低發生破壞性衝突的可能性，極力防止供應鏈、規則和標準脱鈎，避免形成新的“經濟鐵幕”。
希望兩國重啓小範圍、高層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確保取得切實成效，並共同致力於推動世貿組織改革。
陸克文（澳大利亞前總理）：
*美中應建立“有管控的戰略競爭”聯合框架，降低競爭升級為公開衝突的風險。*美方應重新嚴格遵守“一箇中國”政策，終結特朗普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挑釁行為。
帕特爾（美國亞洲集團首席執行官）：
不管是在領導人層面，還是在各個部門層面，我們都更需要坦誠，開誠佈公地表達彼此戰略關切，形成共識。我們需要的是一種高質量的，以彼此真實意圖為基礎、在深度瞭解基礎上進行的戰略性對話。
麥克福爾（美國前駐俄羅斯大使、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對美國來説，最大的誤判和決策是越南戰爭，美國完全沒必要通過打這場戰爭去贏得冷戰。另一個錯誤是麥卡錫主義，美國的亞裔至今仍在受到威脅。我們必須避免重蹈覆轍。對於冷戰教訓，我們應明白哪些值得效仿，哪些要避免，哪裏要合作，哪裏要競爭。兩個軌道是能並行的，美中應建立有效機制，減少誤判，爭取雙贏。
傅瑩（外交部前副部長、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關係面臨諸多困難，要想重回正軌，重建互信是前提。
整個世界都在關注中美兩國，不論是美國的盟友，還是中國的朋友，沒有哪個國家願意看到中美兩國之間展開鬥爭。*美國重返多邊主義是受大家歡迎的，但其目的應該是與中國和盟友團結在一起，共同促進世界發展。*中方是願意看到這一點的，同時中方也願意跟美方重啓合作。我覺得中美雙方要同時關注到這是大勢所趨。
章百家（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我想探討這樣一種可能，即在中美之間建立一種有規則的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我們可把它稱為“競合關係”，這是一種新型關係。
*大國間的競爭是嚴酷的，但未必是零和博弈。*中美兩國應避免將競爭對手升級為敵手，逐步建立起競合關係。這取決於三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聯繫與矛盾交織，“剪不斷，理還亂”可説是對當前中美關係困境的寫照。在這種情況下，按領域和問題切割競爭與合作，不失為一種解決辦法。
第二，在中美正在展開的競爭或博弈中，雙方都有一定迴旋餘地。這主要是因為雙方的目標並不完全屬於同一層次，未必是全面的戰略競爭。如能客觀認清這一差別，兩國就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各得其所，實現雙贏。
第三，中美這樣兩個具有不同歷史、文化、制度背景的大國要形成一種良性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新型關係，在世界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非常不易。
陳東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對中美兩國而言，討論重塑政治互信，不僅要針對雙邊層面的結構性問題，同時要着眼建立新的全球合作議程。中美都是對當今國際體系具有系統性影響的關鍵力量。
為重建信任，要準確識別、揭示當今國際社會信任缺失的四個主要源頭。一是分化加劇引發不同羣體間失去信任。二是炒作意識形態對抗，加劇對國際合作失去信任。三是對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失去信任。四是對傳統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失去信任。
*160年前，美國總統林肯留下名言，“當面對新問題時，我們要以新思維和行動與時俱進”。*同樣，當人類社會發展面臨新的共同問題時，中美兩國更加需要以新的思維和行動與時俱進，重建信任，共擔責任。
阮宗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有一點對中美建立信任非常重要，即中美完全可以有共同的朋友，不必把這個世界一分為二。一些美國人企圖用冷戰方式搞集團、拉幫結派，妄圖以意識形態重新建立圍堵中國的團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其他國家也不會甘願選擇完全跟着美國對抗中國。
亞太地區不應成為中美角鬥場，而應成為中美建立新型合作共贏關係的試驗場。
過去100年的歷史説明，中國的道路是中國人民的選擇。如果對中國製度不尊重，就是對14億中國人民不尊重，這可能會導致巨大的不可饒恕的錯誤。中美需要重新出發，需要勇氣，需要智慧。我相信過去100年的歷史也證明了中美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兩種道路完全可以共同和平發展。
2、重建經貿均衡
葛國瑞（中國美國商會主席）：
過去的歷史經驗表明，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真誠希望兩國各界可以利用美國新一屆政府上台的契機，通過對話合作管控分歧，重建經貿均衡，共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為兩國工商界創造更加穩定、可預測的營商環境。
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我認為，重建中美經貿均衡關係的前提之一，是客觀判斷雙方未來經濟發展的趨勢。未來五到十年，中國消費導向的轉型新趨勢將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並對改善中美經貿關係產生積極影響。
第二，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服務業市場。未來五到十年，中美服務業市場逐步由雙向互惠開放到對等開放，在共同營造非歧視的公平競爭環境上相向而行，是重塑中美經貿關係的戰略選擇。
最後一點判斷，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服務貿易大國。
朱民（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
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大經濟體，在宏觀政策上開展合作以推動增長，併為金融市場提供穩定，是中美兩國必須要做的事。
陳文玲（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
貿易平衡不是中美兩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美國現在從102個國家進口商品，它對102個國家都有貿易逆差，而不僅是中國。美國製造業生產的產品只能滿足美國市場不到40%的需求，所以60%以上的需求需要進口。這完全是剛性需求，是市場行為。美國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離岸貿易加起來仍是世界第一。
布林肯國務卿説，中美各退一步，立正稍息想一想再進一步。中美經貿關係如膠似漆、緊密相關，實際上誰也離不開誰，誰也征服不了誰，所以我們要正視現實。退一步海闊天空，退是為了更好地進，反思是為了更好的合作。如果稍息立正以後的姿態仍然是遏制中國，那麼我認為在經貿問題上美國不但沒有出路，反而會遭受重大損失。
弗裏德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我們應該給華為提供一個渠道（pathway），讓華為解釋清楚，華為是能夠滿足美方關切的良好企業公民（good corporate citizen）。一味判處華為等中國領先通信技術企業“死刑”是極不明智的。我們要為中國領先的通信企業提供渠道，尊重他們的能力，否則將會豎起一道芯片領域的數字柏林牆。
3、重啓人文交流
歐倫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
我們總可以通過一些具體細小的步驟來重塑政治互信。我主張拜登政府應撤銷特朗普政府在大選失利後對華採取的所有行政措施。
拜登政府已採納了其中部分建議：如取消對微信和TikTok的行政禁令，並禁止使用諸如“中國病毒”之類帶有種族主義歧視的詞彙。這些都是細小而向前的步伐。
希爾斯（美國前貿易代表）：
解除對留學生和媒體的限制也很重要，這能讓我們減少敵對情緒，加強相互理解。老布什總統在2007年出版的《中國日記》中寫道：我的夢想是兩個大國持續合作實現全面的夥伴關係和友誼，為世界各地人民帶來和平與發展。讓我們共同期待，中美雙方能夠通過合作實現這一目標。
張之香（中美教育基金會創始主席、美國首任亞裔大使）：
人文交流對重建美中互信至關重要。*如果美中關係能迎來重啓，也一定是以人文交流為開端的。*我們最主要的責任之一就是構建兩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橋樑，避免誤解和信息誤差。
麥克福爾（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要糾正特朗普政府末期以情報蒐集為由，拒籤中國赴美交流學者的做法。
李君如（中央黨校前副校長）：
第一點，重塑中美互信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就是要重啓中美人文交流。
第二點，重啓中美人文交流，最重要的是價值觀交流。*集體主義對於中國人民來講，是一種價值觀，更是一種生存方式。*這和美國崇尚個人主義，顯然是不同的。
第三點，中美重啓人文交流的最大意義，就是能夠讓雙方聽到對方人民羣眾的聲音，使中美兩國人民增進相互瞭解、減少誤解，成為兩國政治家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發展的基石。
姚明（中國籃球協會主席）：
*其實有分歧並不可怕，重要的是我們要思考如何解決好這些分歧，並採取有效行動。*兩國之間的關係在依靠合同、條款等約定之上，更需要通過兩國人民之間的接觸、交流等人文方式加強相互瞭解，在溝通的過程中求大同、存小異，最終贏得彼此的尊重和信任。
郎平（中國女排總教練、中國排球協會副主席）：
18歲那年，我被選進了中國女排。一年後，作為中國女排的一員，我第一次去美國，和美國女排打交流比賽。訪問讓我深刻體會到，運動場上我們是對手，為爭勝拼盡全力，但走下賽場我們是朋友，都是為了最好的排球去努力。
體育是沒有國界的，它更是一種交流，幫助我們增進了解和友誼，並通過共同努力讓排球運動發展得更好。
*【藍廳論壇】*是外交部創建的政府、企業、學界、媒體及公眾等中外各界溝通交流的平台，旨在為社會各界就中國外交政策等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建立新渠道。論壇取名於活動舉辦地外交部南樓“藍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