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建中:“十四五”期間應加快構建多元清潔的能源安全保障體系

原標題：“十四五”：加快構建多元清潔的能源安全保障體系

隨着新冠肺炎疫苗的推出、經濟活動增加及出行反彈，2021年全球能源行業已呈現結構性復甦態勢，能源轉型步伐加快，清潔低碳能源發展勢頭迅猛，“碳減排”“碳達峯”“碳中和”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那麼，石油和天然氣作為當前能源結構的主體及影響能源安全保障的焦點，未來的走勢會如何演繹？“十四五”時期乃至未來更長一段時間能源轉型發展的方向和重點是什麼？怎麼才能在國際環境日趨複雜的情況下保障我國能源安全？帶着一系列問題，《金融時報》記者採訪了國內著名能源經濟學家、中國石油集團國家高端智庫研究中心專職副主任、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呂建中先生。

《金融時報》記者：2020年受疫情衝擊，國際油價跌宕起伏，最近已越過60美元/桶的關口。在此背景下，您對2021年及未來一個時期國際油氣行業發展態勢如何預判？

呂建中：2020年世界受到了史無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經濟遭受重創，國際原油市場跌宕起伏，經歷了石油剛性需求斷崖式減少、歐佩克(OPEC)+深化減產談判破裂、主要生產國“增產爭市降價”，甚至出現“負油價”，再到美國大選等諸多歷史時刻，分別從供應和需求兩側衝擊國際石油市場，使油價整體呈現深“V”走勢。上半年，國際油價一度出現了歷史性暴跌，不僅打破了多個超低價位記錄，而且4月20日紐約WTI的5月期貨合約價還跌至史無前例的-37美元；下半年，隨着全球防疫形勢逐步好轉，特別是中國統籌防疫與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世界油氣市場基本走出低谷，開始呈現結構性復甦態勢，國際油價也開啓了緩慢上行通道。

必須看到，當前全球整體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實現疫苗全面接種尚需時日，多國疫情仍在持續惡化，新出現的變異病毒傳染性更強，給疫情防控增加了難度，不得不反覆收緊防控措施，誘發市場頻繁“暫停”和“重啓”，從而加劇油價波動及產業鏈、供應鏈的不穩定性。目前看來，供應側的不確定因素主要集中在中東地緣政治風險、美國頁岩油恢復、美伊關係走向以及OPEC+聯盟凝聚力等方面。

2021年1月初，第13屆OPEC+部長級會議達成了減產協議。由於產油國超額執行減產協議直接刺激了國際油價上漲，歐佩克成員國1月份原油產量環比僅增長16萬桶/日，遠低於50萬桶/日的計劃增產額度。2月3日，OPEC+月度會議決定維持產量政策不變，託市意向明顯。會議協商結果表明，其“小步快跑、應變及時”的產量靈活調整策略，有利於促進中短期國際石油供需關係的再平衡，建立相對穩定的國際市場，防止油價大起大落，激發了市場看漲的情緒。

另外，從美國拜登新一屆政府的執政政策來看，將更加重視清潔能源發展，限制化石能源發展，長期頁岩油的投資可能會受限。中短期內，預計美國將會繼續對伊朗、委內瑞拉實施制裁，這也是供應側的風險之一。

綜上所述，展望2021年及未來一段時期，儘管全球油氣行業發展及市場走勢依然充滿較多變數和不確定性因素，但是總體上將有望實現結構性復甦，即供給側順應需求側變化及時進行產量調整，OPEC+聯盟謹慎維護國際石油市場再平衡，中短期內推動市場和價格穩中有升，但也可能導致全球石油行業長期投資不足。對中國來説，則有利於加大國內油氣勘探開發，但也需優化調整石油進口、戰略儲備、國際合作等策略。

《金融時報》記者：目前，能源轉型步伐不斷加快，低碳化、清潔化、多元化已經成為業內共識。“十四五”時期能源轉型的方向和重點是什麼？如何統籌處理好能源安全、能源公平、能源生態的優化平衡問題？

呂建中：黨的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多處強調了能源及其直接相關的資源環境等問題，主要涉及能源安全、產業發展、技術創新、國際合作、深化改革、綠色環保、民生保障等多個方面，為中國未來五年及更長一個時期的能源轉型發展明確了方向和重點。

多年來，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大力推進綠色低碳發展。在今後一個時期內，中國能源綠色清潔轉型發展的力度和成效，將直接關係到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生態文明建設目標的實現。中國已承諾將按照《巴黎協定》要求，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峯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為此，要推動能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堅持開發與節約並重、節約優先的方針，加快建設節能型國家和節約型社會。同時，完善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管理，擴大碳排放權交易，以市場化機制促進節能減排。

據統計，202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上年增長2.3%，全國能源消費總量增長2.2%。令人欣喜的是，清潔能源消費佔比已升至24.5%，煤炭消費佔比則降至56.7%。清潔能源的消納持續好轉，風力、太陽能發電利用率分別達到96.6%和98.3%。

應當看到，能源轉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注重多種能源之間的互補，而勿將其割裂開來。特別是非水電類可再生能源發電還存在着間歇性、不穩定性問題，併網技術性能差。近日，美國部分地區因冬季暴風雪導致大規模斷電停電，就與供電系統老化，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停擺”有着一定的關係。同時，也導致當地油氣產量大幅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國際油價的上漲。因此，應站在綜合能源系統、多能互補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推動能源系統逐步向清潔化、綠色化、低碳化方向轉型。在綜合能源系統中，傳統能源如清潔煤發電，需要加強與風電、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進行互補，推動可再生能源比例逐步提高，才能夠更安全、更高效、更經濟的發展新能源。

在“十四五”及未來更長一個時期，我國將面臨能源安全、能源公平、能源生態三者之間的平衡難題，國際上稱之為能源的“三元悖論”。我國是能源消費、進口大國，需要在保障安全中推動能源清潔低碳轉型，再反過來依靠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發展和替代，實現高質量的能源安全保障。

一方面，要增強國內能源生產、自足供應及戰略儲備能力。在多措並舉推進傳統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的同時，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全面推進能源轉型以及對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替代，有效控制油氣對外依存度增長，提升對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掌控能力。

此外，要深化能源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體制機制改革。依靠市場開放和競爭，增強能源供應的多樣性、靈活性，降低社會用能價格和成本。加強能源需求側管理，建立完善緊急情況下民生用能保障機制和需求壓減機制，不斷提高人民羣眾用能的便利性、可負擔性、可持續性，增強具有中國特色的能源民生福祉。

另一方面，要優化可再生能源發展政策體系。綜合利用風能、光能、生物質、地熱和天然氣等，構建分佈式低碳能源網絡，健全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保障機制。持續優化經濟佈局、調整產業結構、改變生產消費方式，提高能源效率、嚴控排放標準，從源頭上擺脱高碳時代的“路徑依賴”，推動經濟社會全面轉型升級。

總之，“十四五”時期，要把保障能源安全作為首要任務，應立足當前、着眼長遠，按照應急安全與戰略安全層級進行中長期部署，致力於構建本土化、區域化的可再生能源供應體系；把促進能源公平作為發展宗旨，進一步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的能源可及性，使優質能源普及程度成為衡量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把保護能源生態作為約束條件，嚴格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雙控”政策，設定碳排放上限，用可再生能源滿足能源消費增長，到2035年基本實現能源安全、能源公平、能源生態的平衡協同發展。

《金融時報》記者：“十四五”時期，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能源環境也同樣日趨複雜。如何看待中國的能源安全形勢？中國的能源政策應當如何調整？

呂建中：能源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能源問題的核心就是能源安全，這直接關係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對國家繁榮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社會長治久安至關重要。而國家能源政策在能源高質量發展、保障能源安全中起着基礎性、導向性作用。

經過幾十年發展，我國已形成比較完整的能源產業體系，能源自給率基本保持在80%的較高水平，總體上能源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是，我國的傳統能源資源稟賦是富煤、缺油、少氣，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化石能源比重高達80%以上，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較高，成為影響能源安全的重點和風險點。近年來，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迅猛，能源結構不斷優化，但其電氣化帶來的終端用能革命還未完全普及。目前，我國終端用能結構中電力佔比約為25%左右，預計到2050年可達到50%。可再生能源基本上都需要轉化為電能才能使用，無法大規模替代傳統能源。因此，“十四五”時期需從實際出發，着力構建多能互補的協同安全保障機制。

一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形成多元化的穩定供給格局。中國是世界油氣消費和進口大國，在暢通國內大循環過程中，難以避免受到資源約束，需要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發展模式，實現能源行業的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要把推動“一帶一路”能源合作和高質量發展作為重點，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秉持綠色、開放、廉潔理念，深化務實合作，加強安全保障，促進共同發展，構築互利共贏的能源產業鏈與供應鏈的合作體系。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國際能源秩序和治理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堅持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秉承競爭中性原則，做好國家或地區之間能源戰略、項目規劃、運行機制以及能源政策、法規標準、文化傳統等有機銜接。

二是大力推進技術創新，掌握能源革命的主動權。堅持圍繞產業鏈、打造創新鏈、實現價值鏈，藉助“三鏈融合”為能源產業轉型升級創造條件。誠然，高質量的能源技術創新是推動能源革命和轉型發展的根本動力，通過能源技術革命促進能源生產和消費模式的轉變是中國能源產業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必須尊重能源科技創新規律，把握全球能源技術發展趨勢，重視能源科技創新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積極打造能源領域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高能源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裝備製造水平。同時，要完善能源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在深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完善國家科技治理體系過程中，注重優化能源科技規劃和運行，推動重點能源領域項目、基地、人才、資金一體化配置。重視營造開放、包容、協同、有序、可持續的創新生態，努力佔領技術制高點，培育產業鏈的國際競爭新優勢等。

三是加快現代能源產業體系建設，優化能源空間發展佈局。要以推進能源革命為抓手，完善能源產供儲銷體系，增強國內生產和儲運能力,促進多能互補耦合。在傳統能源領域，需要強調上中下游的有效協同。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煉油國，煉油產能過剩矛盾突出，需要進一步淘汰落後產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突出加強儲運能力、應急體系建設；在可再生能源領域，需要大力推進和完善全產業鏈發展。這是後疫情時代“綠色復甦”的重要領域，要充分考慮各地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優化能源產業發展空間佈局。在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區域戰略中，率先大幅度提升能源清潔化、低碳化及電氣化水平，同步打造現代化的智慧能源體系。

最後想強調一點，中國正處在工業化進程加速期，面臨着從量變到質變的重大轉折。“十四五”是中國推進能源清潔低碳轉型、構建新型能源安全保障體系的關鍵時期。一方面，要繼續瞄準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村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目標不放鬆；另一方面，要大力創新綠色工業化、綠色現代化，致力於在綠色發展方面實現“彎道超車”，努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經濟發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