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香港國民教育應重在認同當代中國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堅定實施，香港特區社會政治氣氛為之一變，極端反華和公然主張分離的“港獨”勢力基本偃旗息鼓，失去了過去的張狂放肆。同時，特區政府教育局等部門也陸續推出國民教育、憲法基本法課程之類的教育項目，更着重從中國語文科和歷史科入手，培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與認同。

培養青少年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與認同，的確是培養國民身份認同不可或缺的重要教育內容。但是，筆者想提醒的是，在香港這個經歷了獨特歷史變遷的社會環境中，培養青少年的國民身份認同不能僅僅停留在文化認同層面，還必須培養他們對當代中國的認識，從而培養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説得直白些，如果只是停留在文化層面的認同，不僅不足以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還很可能出現一種厚古薄今的偏頗傾向，繼而發展成取古而舍今，假推崇傳統中國之名，否定當今中國，乃至繼續推動各種反華和反對當今政治體制與社會體制的違法活動。

這不是筆者捕風捉影，而是有充分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可供借鑑。

第一，厚古薄今是港英殖民當局的文化教育策略。上世紀50年代，面對香港人口膨脹，對基礎教育的社會需求日趨增加，港英當局成立中文研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是研究學術，而是研究如何處理教育課程中的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問題。

在當時那個超過98%的人是中國人的香港社會，要完全取消中文、改為全英語教學，對於殖民地政府來説，是一項不可能實現的工程。因此，委員會建議，保留中文教育和中國歷史教育，但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厚古薄今。即可以保留關於傳統文化的教育內容，讓學生“欣賞”傳統文化的優秀之處，但不得有任何近現代史和現當代文學的內容。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提及鴉片戰爭引起的尷尬，另一方面更可藉此“去革命化”“去政治化”，避免一切能讓香港人瞭解近現代歷次社會和政治革命的史料與文學作品，避免激發港人對當代中國的熱情和認同，避免產生反對殖民統治的情緒，反過來加大香港社會對現代當代中國的疏離感甚至厭惡感。

這就成為二戰後整個香港教育的一個基本定調。它也解釋了改革開放取得這麼大成就，整個中國內地的社會和生活面貌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什麼仍然有那麼多香港人固執地認為內地仍舊停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們為什麼有着令人費解的“港優陸劣”的虛幻優越感。這不能完全怪他們，長期以來的教育造成他們不僅輕視中文和中國歷史，更盲目地厚古而薄今，是古而非今。

第二，這同樣也是反對派長期的選舉政治策略：“選擇性認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他們明面上認同文化中國，實際上暗示或者乾脆公開講“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宣稱“要奪權來推翻之”。

所謂選擇性認同，就是隻認同“兩制”，不認同“一國”；只認同基本法內對自己選舉政治利益有利的條文，而拒絕認同涉及一國體制的任何條文。例如基本法開宗明義第一條就講明白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又比如基本法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一些反對派人士對這些不僅不予理會，甚至通過各種洗腦文宣試圖誤導香港年輕人，讓他們誤以為基本法是中英兩國政府共同制定的。

另外，所謂只認同文化中國，也不見得真的對中華傳統文化有很深的認識和興趣，説白了，這只是這些香港反對派掩飾自己反對立場的一個幌子。我們何曾見過反對派陣營真的做過宣傳推廣中華傳統文化的工作？沒有。恰恰相反，在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科”之後，香港反對派已經發展到公然宣揚“蝗蟲論”“支那論”“香港民族論”等這些赤裸裸的極端言論，最後演變成分離主義活動，乃至2019年出現大規模的“黑暴”衝擊。所謂認同文化中國，是反對派百分之百的虛偽做派，純粹是項莊舞劍，最終會露出他們反共也反華的真實面目。

更何況，如果是真心擁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香港人，自然會認同當代中國，尊重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否則在法理邏輯上是無法自圓其説的。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根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而不是根據古代近代的什麼法理；制定基本法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不是哪個前朝政府，更不是英國政府。怎麼可能出現“支持一國兩制、效忠基本法，卻反對甚至旨在推翻和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自相矛盾的觀點？

因此，筆者認為，不僅要推動參與特區管治架構的從政者真誠效忠基本法，要他們明白“什麼是本、什麼是末”的上下關係，更要在教育和社會宣傳方面，推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不要再延續殖民地當局厚古薄今的虛偽教育，不要再讓反對派假文化認同之名而行反華之實。（作者是香港教聯會副主席、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