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沉迷對華“極度競爭”只會反噬美國

從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唯一的霸權國家。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也毋庸置疑地處於“單極體系”，但由於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和歐亞地緣經濟版圖的更新，出現了從單極體系向多極體系轉化的歷史性新進程。

即便拜登政府如期上台、特朗普免於在美國參議院被二次彈劾，但今天美國確實國內問題成堆，暴力衝擊國會大廈、得州暴雪讓眾多深層矛盾暴露出來。然而，就此斷言“後美國時代”已經降臨，恐怕還為時尚早。

“美國價值”陷入困擾

二戰後的國際體系幾經變革，美國一直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強大不僅是它的軍事力量、經濟規模和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比重，而是美國的高精尖製造業、高等教育、科技創新和基礎與應用研究在全球的領先地位，更是美元霸權——美國發行的貨幣佔據世界貨幣流通總量三分之二，以及美國在國際制度、規則和治理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尤為重要的是，二戰後的美國，長期擁有世界話語體系和國際治理機制建設中無出其右的影響力。例如今天人們耳熟能詳的全球治理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的“十四點計劃”，“威爾遜主義”更被公認為美國自由國際主義外交傳統的起源。

然而，走向沒落的哀怨與崛起的繁華，註定同樣炫目和惹眼。今天的美國實力開始處於下降期。其原因，不是因為中國等新興國家崛起這樣的外部因素，而是“美國價值”陷入巨大的內在困擾。這不僅表現為民主和共和兩黨這兩大政治勢力的對立，黨派政治開始綁架國家的治理主張，更表現為美國社會和民眾的高度分裂。而一個分裂的美國，註定是一個掙扎的美國。

美國究竟是“多元文化國家”，還是“白人至上主義國家”？美國的種族主義偏見究竟是體制性的，還是文化決定的？美國的經濟增長要靠繼續減税，還是加税？國家對中下收入階層的責任，應該繼續體現在美國人更多“靠自己”的自由競爭文化，還是應該擴大政府社會福利分配的國家責任？美國外交究竟是實現“美國優先”，還是重回盟國協調的“世界領袖”責任？美國需要開放傳統能源成為世界主要的能源出口國，還是推行“綠色能源”計劃和強化美國的環保責任投入？如今，美國的內在爭議是如此深刻。再加上基礎設施老化、製造業外移而造成的白領工作流失、證券與金融市場虛高、以及美聯儲瘋狂印鈔和美國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攀升，美國想要保持老大地位的內在壓力與困擾是空前的。

“聚焦中國”是政治需求？

美國精英如今非常擔心美國的內鬥、疫情和經濟的衰退或許真的造成“後美國時代”的來臨。美國外交學會主席理查德·哈斯在1月6日美國爆發特朗普支持者攻佔國會山事件後，發推表示這一天將標誌着“後美國時代”的開始。但美國政治和政策整體上會堅定地排斥和拒絕“後美國時代”。這既是美國要維護霸權地位的利益需要，也是美國對自身實力和地位認識充斥着“美國例外論”的產物。美國精英對國際關係政治哲學認識，更是植根於“後美國時代”將會是更加動盪、衝突的理論認知。結果是，美國越是內部分裂和脆弱，美國國家權力機器對中國、俄羅斯等競爭性國家的戰略打壓將越沉重。

尤為令人擔心的是，一個內部分裂的美國，越發需要塑造和聚焦“外敵”。只有把中國、俄羅斯等國按照美國價值和利益需要，描繪成對美國構成巨大的“即時威脅”，對立的國內政治勢力才能找到妥協與合作的空間，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分裂才會暫時剋制內鬥、保持“一致對外”。英國學者加南·加內什最近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推升“中國威脅論”是美國保持凝聚的“最好機會”，辛辣且清晰地揭示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塑造外敵”都是美國國內政治利益需要。

拜登政府上台已經一月有餘。拜登本人和其政策團隊在內政和外交上大規模、快速地改變特朗普政府的原有做法，但唯獨在對華政策上“去特朗普化”不僅十分有限，甚至還在延續特朗普政府在對華貿易、科技等領域的做法，大打“價值牌”，突出渲染美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與中國的差別和對立，蠻橫地指責中國“濫用國際體系”。目前，拜登政府正在評估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方案，美國五角大樓的“中國工作組”舉行了首次會議，重新評估和審定美國的涉華軍事和安全戰略。拜登政府的全球安全戰略態勢進一步“聚焦中國”、在高科技和貿易領域持續推進“去中國化”將是大概率的事。

錯誤應對只會加速衰落

眼下，美國的霸權優勢依然明顯，但中國與美國的實力差距也在縮小。尤其是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要素不僅是科技、產業和市場，更是同盟國的數量和以此為依託而具備的國際戰略動員力和行動力。國際力量對比“東昇西降”的歷史進程難以阻擋，但“後美國時代”出現太快事實上並不符合中國利益。美國是否能走出今天的內鬥陰影、重新振作，更需要未來的歷史來提供答案。

21世紀的今天，是各國榮辱與共、悲喜交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時代。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不是簡單的中美互動、我興彼衰就能決定的。寄希望於“後美國時代”來臨不僅簡單而且盲目。相反，我們需要清醒地看到關於“後美國時代”的討論中，美國的對華政策變得更加嚴峻和複雜的特殊性。這將是一場需要聚焦中美關係、但又要跳出中美關係的持久戰略較量。向世界展示一個崛起中國的善意、柔和，以及相互依賴和共同發展的不可分離性，是破解美國想繼續塑造“中國威脅”，破解拜登政府拉攏歐洲、亞太盟友在科技、貿易和產業上“圍堵”中國的關鍵。

華盛頓更需認識到，基於國內政治利益塑造“中國敵人”的做法如果毫無節制，必會弄巧成拙。國際關係歷史同樣不缺乏守成大國對崛起大國的過度反應而導致衰落的案例。只要中國走穩走實自己的路，美國一味沉迷於“極度戰略競爭”而無法正視和解決內部難題，“後美國時代”反倒會提前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