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悟鑄魂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天津，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批先進分子，在眾多新思潮中艱難地探索革命真理。通過覺悟社的鍛鍊和洗禮，其主要成員成長為我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一起展開周恩來致覺悟社社員諶小岑、李毅韜的信，走近那羣矢志改變中國而最終改變了中國的年輕人。

書信原文（節選）

你們知道我現在已到柏林了麼？念吾也來了，不久——七天後——奈因也要來此過春假。我們預備開一個三人會議，討論一些社的事情。本來你們的來信，我應當給他們看了，有了籌劃，再答覆你們，不過我現在要急於表現我現在一個人的直覺，要在這極匆迫——僅五十分鐘——的時候，將我的感想寫出，免得過時飛去。你們須知這種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這個“多畏多慮”的人所難能的，望你們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極敏鋭的眼光來看閲好了。

……

主義問題，我們差不多已歸一致。現在再鄭重聲明一句，便是：“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其餘的也不必談了，我們大都可以心會，古人所謂“莫逆我心，相視而笑”，我們現在當對信一笑了。

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後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認清C.ism確實比你們晚，一來因為天性富於調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極盛，所以直遲到去年秋後才定妥了我的目標……

你們現在是講實際運動了，慚愧我們得很！我們在此，不但感財力、才力薄弱，並且也極感同志稀少。你們須知我們在此應當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義、調查歐洲勞動運動狀況、翻譯小冊子、同他們通點聲氣；而現在我們在此，可説是一事無成，真慚愧得無以自容。

注：這是周恩來旅法期間於1922年3月致覺悟社友人諶小岑、李毅韜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社的事情”即為覺悟社，提到的念吾和奈因，分別指劉清揚、趙光宸，都為在歐洲求學的覺悟社成員。

1 小巷中走出覺悟青年

覺悟社舊址位於天津市河北區三戒裏的里弄小巷中，是一座由七間青磚平房組成的小宅院。它並不起眼，稍不留神就有可能錯過，可它又傳遞出那麼大的能量，足以跨越百年。

成立覺悟社，源於一次赴京請願鬥爭。1919年8月下旬，周恩來等赴京請願，解救被捕的天津學生。學生獲釋後，9月2日，周恩來同赴京請願的代表一同乘火車迴天津。在車廂裏，大家熱烈地討論起五四運動的經驗教訓，一致認為，應該儘快把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等進步團體的骨幹分子組織起來，成立一個更嚴密的、由男女同學共同組建的團體。

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東南角草場庵天津學生聯合會辦公室裏，覺悟社誕生了。出席會議的20名青年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來、鄧穎超、馬駿、郭隆真、劉清揚等，成立會由周恩來主持。

經過全體成員討論，大家取得共識：覺悟社發揚民主，提倡自我批評，本着“革新”、“革心”的精神，以“自覺”、“自決”為主旨，以反帝反封建、灌輸世界新思潮為己任，積極探索救國救民道路。

“覺悟”，顧名思義，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認清，也指對道理的認識，或進入到一種清醒的、有知覺的新的狀態。如何覺悟？在複雜的鬥爭中，周恩來和社員們迫切感到，首先要改造自己，用先進思想武裝頭腦。他們認識到自身在知識上、理論上、對政治形勢的判斷上都迫切需要提高和充實。於是覺悟社一經成立，便邀請一些進步學者、教授來津演講。

李大釗就是他們邀請的第一位演講者。9月21日，即覺悟社成立後的第5天，李大釗應邀來到天津。他建議大家好好閲讀《新青年》等雜誌上的進步文章，“分類研究各種學術問題”。他還向社員們講了他的馬克思主義觀，令他們深受啓發。

李大釗離津後，社員們遵照李大釗的建議，組織起來研究新思潮。他們建立了臨時圖書室，閲讀了李大釗《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還請了徐謙講“救國問題”，包世傑講“對於新潮流的感想”，錢玄同講“研究白話文學”等。

李大釗在這批青年中播撒的革命思想，為他們選擇信仰馬克思主義、走上共產主義道路進行了最初的啓蒙與引導。社員們還把研究共同關心的問題、探求社會改造道路作為重要任務，圍繞學生的根本覺悟、家庭改造、工讀主義等問題召開討論會。他們將自己的思考寫成文章發表在覺悟社的社刊《覺悟》上，其中《覺悟》《覺悟的宣言》《學生根本的覺悟》等都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們的思想。

《覺悟》是社刊《覺悟》的發刊詞，雖僅用了約600字，但論述精闢，言簡意賅。分別論述了什麼是覺悟，為什麼覺悟，怎樣覺悟，覺悟的影響，從而闡明瞭覺悟的深刻含義。文章中指出：“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能夠‘覺悟’。”得出的結論就是：覺悟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進化過程，覺悟的人，必定不滿現狀，去另闢一條新道，去求無窮的進化。

《覺悟的宣言》則明確闡明瞭覺悟社的宗旨，其中指出，“要改造社會，必須要求得到根本解決”，“凡是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他為應該剷除，應該改革的。”

2 建成預備犧牲奮鬥的組織、引導社會的先鋒和戰鬥的大本營

覺悟社成立後，天津學生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19年11月1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覺悟社特別會議。會議決定把覺悟社建成預備“犧牲”“奮鬥”的組織、引導社會的先鋒和戰鬥的“大本營”。

志同道合的覺悟社社員結成生死摯友，開始了“難酬蹈海亦英雄”的崢嶸歲月。為了應付鬥爭的需要，他們還決定用抽籤的辦法，以號的諧音取名，作為通信和寫文章的筆名。在覺悟社紀念館復原陳列室內，展示了社員們抓取各自代號所用的鐵盤和紙鬮，基本陳列中，詳列各成員號碼和諧音代名。周恩來拿到的數字是5，諧音代號“伍”或“伍豪”；鄧穎超抓到的是1，代名“逸豪”；馬駿為“念久”（為29，即廿和九的諧音）；趙光宸為“奈因”（為9，即英文Nine的音譯）。因為20人在50個號碼（1到50）中任意抓取代號，故20人的代號是不連續的。這些社員代號，成為那段殘酷鬥爭歲月的特殊歷史印記。

1920年1月29日，在抵制日貨的鬥爭中，周恩來、馬駿、郭隆真、張若名等社員被捕。在全國輿論和各界聲援下，7月，被捕社員才得以出獄。

然而，哪怕是在被捕入獄的近半年時間裏，周恩來、郭隆真、馬駿等都沒有停止學習。在獄中他們組織了讀書會和演講會，討論馬克思主義，包括歷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馬克思傳記、經濟論中的餘工餘值説等。被拘社員們入獄期間的鬥爭和學習情況，由周恩來編成《警廳拘留記》和《檢廳日錄》。

這次牢獄之災，使覺悟社社員們朝馬克思主義靠得更近了。周恩來後來在以化名伍豪致衫逸、衫峙的信中談及自己對共產主義信仰的認識時説：“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他樂觀地認為，只有經過坐牢的歷練，才能實現思想的顫動與昇華。

這次經歷也使周恩來深刻認識到，只有把全國各地進步團體聯合起來，共同行動，才能挽救中國於危亡。出獄後，在8月舉行的覺悟社年會上，周恩來就提出了要將五四運動後各地成立的進步團體改造聯合、共同鬥爭的主張。

1920年8月，在李大釗的幫助下，覺悟社邀集了北京少年中國學會等4個進步團體在北京陶然亭舉行了重要集會，商討救國運動的發展方向和聯合鬥爭等問題。李大釗鼓勵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主義”，以便團結一致共同戰鬥。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名為“改造聯合”的組織，通過《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宣佈“本聯合結合各地革新團體，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實行社會改造”。

陶然亭會議使周恩來深受啓發，李大釗提出標明主義的主張，使他更堅定了到巴黎公社的孕育地去“對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的決心。

1920年冬，周恩來、劉清揚、郭隆真等人先後赴法國勤工儉學，馬駿、鄧穎超等人繼續留在天津。雖然大家天各一方，但依然用各自的代號在天津《新民意報》副刊《覺郵》上溝通聯繫。所有社員都牢牢記着覺悟社的社歌：“世界潮流，洶湧澎湃，來到中華地。社會革命，階級戰爭，青年齊努力，二十幾個同志們，大家攜手作先驅，奮鬥犧牲是精神，推翻惡勢力”。

3 從前“談主義，我便心跳”，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登上“波爾多斯”號赴法，開始了他的旅歐生涯。在自己勤工儉學及友人的資助下，周恩來的留學生涯實際上成了他對西歐這一資產階級革命及工業革命發祥地的實地考察。他的足跡遍及巴黎、倫敦、柏林等地，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思考良多，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主義問題。

他逐個剖析在西歐社會存在的幾大思潮、主義，同覺悟社社員多次通信探討。他逐漸認識到：無政府主義的“自由作用太無限制”，處在舊社會勢力盤踞的社會里，“容易流為空談”；法國的工團主義，在現今的歐美“不免等於夢囈”；英國的基爾特主義“近已見衰”，並且“在英國始終也沒大興盛過”……而社會主義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在對各種社會思潮、主義比較的過程中，他還認真研讀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訂閲或購買了各國共產黨機關報，如法國的《人道報》、英國的《共產黨人》，以及《共產黨人評論》《勞動月刊》等。

經過反覆地學習和思索，早就確定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志向的周恩來，終於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共產主義信仰。1921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並在巴黎參與旅歐共產黨組織的創建，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1922年3月，周恩來致信國內覺悟社成員諶小岑、李毅韜，敍述自己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經過。他説：“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後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認清C.ism確實比你們晚，一來因為天性富於調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極盛，所以直遲到去年秋後才定妥了我的目標。”他表示：“覺悟社的信條自然是不夠用，欠明瞭，但老實説來，用一個Communism也就夠了。”在信中分析、比較歐洲各種主義、思潮後，他強調説：“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

由此可見，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過程就是一個經歷了反覆考察、多方比較的結果。周恩來與昔日覺悟社的戰友雖然人隔兩地，但共同走向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如何能叫人不激動呢。用周恩來的話説，“高興的程度到了十二分”。

1922年3月間，周恩來還給另外兩位覺悟社成員李錫錦、鄭季清寫過一封信，信中説“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信中還附有一首白話詩，寫道：“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卻不用血來染他，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這三句已表露出周恩來願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披荊斬棘、出生入死的志趣。

青年時期的覺悟，往往影響着一個人的人生之路。當年參加覺悟社的20人中，8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與危難“不自量力”的鬥爭中，覺悟社骨幹社員以鳳凰涅槃般的勇氣肩負起救國救民的重任。郭隆真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女革命家，用“火一樣的熱情，愛護着國家、民族”，曾先後6次被捕、5次入獄，酷刑嚐遍，仍堅貞不屈，犧牲時年僅37歲。馬駿成為東北黨組織的創始人之一。他積極宣傳救國真理，傳播革命火種，犧牲時年僅33歲。社友黃愛這位“奮鬥為眾生”的工人運動領袖，犧牲時也僅25歲。他們用短暫的一生寫下了愛國、救國、殉國的革命篇章。

在天津覺悟社紀念館牆壁上寫着這樣一段《覺悟的宣言》：“我們全是學生，絕不敢説已經‘覺悟’，我們的決心就是齊心努力向‘覺悟’道上走。努力！奮鬥！”

站在建黨百年的歷史節點上回望，激揚的文字仍令人振奮不已。（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