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良：美國強化供應鏈之舉能實現嗎

美國國會兩黨近日被爆出正在醖釀起草一份號稱要“強化美國供應鏈”“擊敗中國”的新法案。在這之前，美國總統拜登已經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指示對大容量電池、藥品、稀土礦物和半導體芯片等產業的供應鏈進行為期100天的審查。拜登指出，美國需要有彈性、多樣化和安全的供應鏈，並責令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商務部、能源部等各司其職參與到這一龐大的產業核查工作中。這是美國政府戰後首次以政治動員的方式對本國產業問題進行“自查自糾”。

白宮高調的政策宣示以及動員可從三方面解釋。其一，白宮力圖做好對國民經濟和產業經濟在宏觀上的“調查統計”以實現準確決策，尤其為即將鋪開的萬億美元級的經濟刺激計劃進行“有的放矢”。其二，《2018年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出台的必然。去年2月正式實施的FIRRMA的核心內涵在於保衞美國具有戰略意義的“軍事工業綜合體”的安全，美國這一波產業審查的重點亦是突出核心技術產業的安全，並在此基礎上夯實輔助產業的穩固和可持續。其三，力圖塑造“拜登經濟學”雛形。與以往總統不同，拜登在就職演説時措辭低調，在國內經濟治理上與奧巴馬和特朗普高調宣示“再工業化”“重振美國就業”等不同，拜登希望迴歸基礎，建設相對完善、可降低對外依賴的產業，力求推出更加理性、高效、目標明確的國內經濟治理方案。

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美國諸多問題來源於國內經濟要素的失衡、治理的失策以及國內經濟結構等深層次原因。此前，美國產業界以及戰略界有諸多聲音建議美國政府夯實基礎製造業，包括奧巴馬和特朗普在內的美國領導人也都將此作為競選策略和政治話術，但實際效果並不明顯。美國政府高層長期滿足於本國產業結構所帶來的利益，卻沒有毅力持續推動變革。但在拜登執政的開局中，美國面臨的嚴峻內外部環境迫使他不得不正視危機，釐清本國產業結構，推動完善產業鏈的獨立性、完整性，試圖夯實霸權的產業之基。這反映了美國這個霸權國屢屢碰壁後，在實用主義的指引下，重啓撞牆後的轉彎能力，依然存在一定的戰略理性和戰略調適能力。

戰後美國成為主要的“公共產品”供給國，但它顯然不會拿自己的核心高科技產業去支撐他國的發展。將技術含量低又能夠解決就業、創造税收的低中端製造業進行外包或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有助於拓展美國的商業勢力範圍，而且也可以加強這些國家對美的依賴。由此，美國的產業結構相對“畸形”，國內主要以高技術含量的軍工複合體及金融、高端服務業為基礎，而初級工業品、易耗品等主要依賴進口。這種產業結構建立在商業邏輯的比較優勢基礎上，在和平時期，美國可以實現有利的外貿優勢，但在大國競爭，尤其是在特殊的公共衞生事件或者自然災害的背景下，高科技產品反而相對缺少用武之地，民生和抗擊自然災害所需的基礎性產品的嚴重短缺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政府應對的被動，使得強國的“脆弱性”暴露無遺。

在全球化遇阻，疫情仍然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挑戰之際，國際社會期待中美能夠攜手合作，共同提供“公共產品”，發揮應有的領導力。但美國政府仍然變相地實施“美國優先”，繼續奉行某種孤立主義和國家主義，這有負國際社會所望。現實是，在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並遇到深層次挑戰之際，美國政府以行政力量力圖強行扭轉全球供應鏈，強行改變經濟規律，人為推動產業“轉移”“脱鈎”，這本身就不現實。

疫情是全球化需要深度合作的信號，而不應成為人為割裂市場的藉口。世界需要的是一個能夠深刻理解當前這一危機，並站在全人類立場上提出理性判斷和解決方案，提供“公共產品”，協調整合世界力量回應危機的領導力量。如果美國政治精英不改變閉環思路，美國特定產業重振之路將面臨重重困難。面對中國的發展，美國的最佳選擇不是拒絕中國，而是應尋求和中國相融共贏。▲（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國際關係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