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偉：中美“2+2”對話，迴歸接觸新起點？

中美兩國負責對外關係的最高級官員楊潔篪、王毅同布林肯、沙利文，將於3月18日至19日在阿拉斯加舉行中美“2+2”高層戰略對話。這場對話既不同於美日之間外長加防長的“2+2”對話，也不同於中美之間曾經多次舉行的經濟與安全戰略對話。可以説，這是中美兩個大國之間重新定位雙邊關係的首創平台。

正是因為其重要性，中美媒體和智庫都在對這場中美外交高層戰略對話發表相關的預測和評論，眾説紛紜。筆者也對這場即將舉行的對話做了一些梳理：

首先，這次中美“2+2”對話很可能成為中美關係的“新起點”。必須看到，特朗普政府在執政後期，由於應對新冠疫情表現糟糕，卻將責任“甩鍋”給中國，無端抹黑並瘋狂攻擊中國，走上失去理性的“無底線強硬”對華路線，幾乎徹底放棄與中國官方對話。儘管2020年6月，楊潔篪與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在夏威夷會晤，但由於蓬佩奧鐵了心要“脱鈎”，導致這場對話毫無成果。

自2021年1月拜登上台以來，中美高層互動明顯增多。2月2日，楊潔篪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舉行的視頻會上發表演講，呼籲新一屆美國政府推動中美關係回到健康軌道上來，併發出四個方面可以相向而行的積極信號。2月11日中國農曆除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兩國元首就中國牛年春節相互拜年，並就雙邊關係和重大國際及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即將到來的3月18日至19日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是拜登政府上台後中美之間的第三次互動。筆者的觀察是，之前特朗普政府放棄的對華“接觸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恢復。

其次，這個“接觸政策”據認為是加了前提的，就是要“對美國有利”，這就是所謂“以結果為導向”的對話和接觸。雖然和特朗普蠻不講理的“美國第一”有所區別，但本質上還是一種霸凌邏輯。在這個前提之下，布林肯等美國高官幾次表態，中美關係走到今天的局面，責任不完全在美方，甚至要求中方先“糾錯”。這就是給改善中美關係設下了“路障”。

世人皆知，特朗普、蓬佩奧執政的後半段已經走到了全面反華的極限，“經濟脱鈎”“政治反共”“軍事圍堵”“拋棄一中”等等無底線的強硬政策，把中美關係推到了懸崖邊緣。中方採取極大的剋制，全力避免中美關係走上“新冷戰”的不歸路。無論從哪方面説，美方都是造成中美關係跌到谷底的主要責任方。

坦率地説，我們理解拜登政府改善中美關係所面臨的困境。“特朗普遺產”的破壞性影響深廣，積重難返；美國國內疫情和經濟狀況亟待扭轉，任務艱難；國會反華勢力依然“頂牛”，國內政治氣氛消極怪戾。在此環境下，拜登政府要在短期內糾正上屆政府的強硬反華政策，幾乎是寸步難行。但是，這並不能成為民主黨內某些派別向中國“興師問罪”的理由。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只會是飲鴆止渴的做法，對民主黨擺脱困境毫無助益。

中美雙方目前要做“止損止跌”的事情。民主黨慣以“人權、民主”作為其對外政策的旗幟，部分政客還會在涉港、涉疆等問題上向中國發難，甚至用“保衞台灣民主”作為外衣來支持“台獨”。中方強調國家核心利益的紅線，這是絕無任何退讓餘地的。如果這時候美方還在推卸甚至轉嫁責任，對中美“2+2”高層戰略對話必然於事無補。中美雙方應着眼於未來，共同排除舊的障礙，防止產生新的障礙。

第三，這次中美“2+2”對話應着眼於擴大合作面。布林肯國務卿最近説，中美關係有競爭，有對抗，也有合作，有什麼就做什麼。這顯然比蓬佩奧只要對抗、拒絕合作的一葉障目要清醒得多。問題是合作什麼，怎樣合作？中方認為，中美在氣候治理、新冠疫情防控和危機管控（包括軍控）等三大領域存在着合作空間及合作的必要性，美方對此也有正面的回應，例如氣候治理領域雙方專家組的對話已經相當深入，疫情防控專家也在探討合作的路徑。現在要把專家層面的共識上升為兩國外交的協作機制，這就是“2+2”對話可能出現的亮點。

實際上，中美之間的合作點並不是只有這三個領域。我們可以設想，中美共同在第三方推動新冠疫情防控，共同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在聯合國體系內共同創制氣候治理的規則等等，雙邊合作還可以擴大為多邊以至全球合作。只要中美兩國在這三個領域先合作起來，在其他領域排除干擾因素、避免摩擦的可能性就會增加，就可以為中美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和下一階段發展積累積極因素，逐步建立新的互信。

中美兩國體量大、責任大，挑戰也大，機遇更大。兩國外交高層“2+2”對話很可能是一個新起點，或者説是一個轉折點。儘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景往往是光明的。（作者是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