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美國代際政治轉變藴含時代性調整

拜登政府創造了美國政治史上的一個紀錄，他的核心團隊跨越整整四代。其中，“寂靜一代”（1928-1945）有兩人，分別是出生於1942年的拜登自己，以及出生於1943年的總統氣候特使克里。“嬰兒潮一代”（1946-1964）仍是拜登團隊的核心，共有15名內閣成員和內閣級官員，包括1946年出生的財長耶倫、1962年出生的國務卿布林肯等。“X一代”（1965-1995）共11人，包括1974年出生的貿易代表戴琦、1976年出生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他們已經體現出從“嬰兒潮一代”手中接班的明顯趨勢。“千禧一代”（1996年以後）首次進入內閣，交通部長布蒂吉格出生於1982年。

美國代際政治的轉變在社會層面表現得更加明顯。傳統上，美國代際政治現象並不明顯。領導人之間的政治差異，主要與族羣、社會階層和個人閲歷等因素相關。年輕人雖然有叛逆的天性，但美國政治結構和選舉設計又壓制了年輕人的政治道路，導致美國年輕選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積極性不大。年輕人的叛逆本能很難形成一致性的政治顛覆力量。等到年輕人積極性上升的時候，在政治上又往往成熟了。哪怕是在上世紀60到70年代的進步運動和反戰運動浪潮中，年輕人也主要以社會文化運動的形式表達出來，很少組織起來去直接影響選舉結果和決策過程。美國決定退出越南戰爭，主要是國際政治格局演變對美國不利和經濟困難所致，反戰運動的影響雖然很大，但並不是主要因素。

但最近幾年，尤其2020年總統大選過程中，美國政治出現一些重大變化。

一是長期消極的年輕選民突然被動員起來，併成為決定性政治力量。年輕選民突然對民主黨壓倒性支持以及突然上升的政治積極性和投票率，導致美國投票結構劇變，是導致拜登勝選的主要原因。其中，“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美國選民，2/3選票投給了拜登。

二是年輕選民的多元與分化現象非常嚴重。在這次總統大選中，18-29歲的白人選民中有44%支持拜登，有53%支持特朗普。而在同年齡段的黑人選民中，支持拜登的佔89%，支持特朗普的只有10%；在拉丁裔選民中，這一比例則是69%和28%。在20年前小布什對戈爾的總統大選中，這一年齡段選民對兩人的支持率是一比一平。這説明今天的美國年輕人在政治上比他們的先輩更加多元、對立，認同政治屬性明顯高於民主政治屬性。而且美國年輕一代隨着年齡增長而改變政治立場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政治鐘擺效應和自我平衡機制面臨新挑戰。“千禧一代”的很多人已30多歲，但總體支持民主黨的態勢未變；即使有所變化，也只是從極端的民主黨人變成温和民主黨人，變到共和黨一邊的可能性很小。

三是美國選民結構出現一些重大變化。根據2018年一項統計，“寂靜一代”佔當時美國成年人的11%，其中白人佔79%；“嬰兒潮一代”佔成年人口的29%，其中白人佔72%；“X一代”佔成年人的26%，其中白人佔61%；“千禧一代”佔成年人的28%，其中白人佔56%；“Z世代”佔成年人的5%，其中白人佔53%。“Z世代”是美國曆史上族羣結構最多元的一代。2019年“Z世代”中白人佔52%，是美國曆史上最低的。在2020年一份統計中，18週歲以下美國民眾之中，有50%屬於少數族裔。在美國不同世代的選民中，白人的主導地位一直被削弱，多元化趨勢非常清晰。

種族結構的多元化、信息來源的網絡化以及隨着美國霸權收益逐漸減少而對國內收入結構的衝擊，導致今天的美國年輕人政治上更加早熟，也更分裂。這使美國的精英政治傳統有可能被大眾民主或民粹政治的新形態進一步替代。這個年輕的選民羣體在新一代政治家引領下，正在推動美國朝着非常規的方向發展。

在國內，美國年輕選民希望看到一個更大的政府，以解決醫療保險、學生債務、毒品和氣候變化等問題。越年長的美國人越傾向於小政府，而越年輕的美國人，則越傾向於擴大政府職能。2020年美國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年長的人對特朗普總統的不滿意度要明顯低於年輕一代。這些年長者雖然更容易受到疫情傷害，但他們對大政府的擔憂可能還在疫情之上。同時，在民主黨的不同世代之間，對種族、性別和政府功能等重大議題的態度比較接近。在共和黨人內部，不同世代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則差異較大。例如，在共和黨人中，52%的“Z世代”支持一個更大的政府以解決問題。這一比例在“千禧一代”中為38%，在“X世代”中為29%。在民主黨人，支持更大政府功能的在“Z世代”中為81%，在“千禧一代”中為79%，在“X世代”中為70%，相差不大。這説明，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正沿着符合民主黨價值觀的方向在發展，並對共和黨起到撕裂甚至重塑作用。

美國年輕選民在美國國際地位的態度卻可能是相反的，彷彿並不熱衷一個“大美國”的出現。這些年輕選民對國際議題、宏大敍事興趣不大。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美國政府更加關注氣候變化、民主、人權、少數族羣權益等議題，更加註重與各方的協調與合作。

總體來看，隨着美國人口結構更加均衡多樣，美國也將逐漸常規化、普通化。這不僅將意味着美國的時代性調整，可能也是世界政治再平衡的一個重大契機。(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