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基榮：戰略認知矛盾導致印對華政策搖擺

近段時間，印度外交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美國防長奧斯汀在結束對日韓的訪問之後，於3月19日抵達印度，作為拜登政府首位訪印的內閣要員，此訪同樣產生了一定輿論熱度。

由於此前不久美日印澳剛舉行了首次領導人會議，所以美印有不少媒體解讀稱，奧斯汀專門赴印表明拜登政府對進一步密切與新德里的關係十分重視，華盛頓打算進一步拉近美印防務關係，推動印度與美國攜手“抗衡中國影響力”。除此之外，美日印澳正在擬定一項擴大在印度新冠疫苗生產能力的計劃。根據美方透露，預計這項工作將使印度到2022年能為亞太國家提供10億劑強生疫苗，這無疑會令印度在全球抗疫影響力和打造“印度製造”的品牌方面受益。

與此同時，有媒體評論認為，在美日印澳領導人會議等一系列多邊場合中，印度方面的表態刺激中國的意味相對更少。而且據印媒近日透露，印度正準備加快批准來自中國的部分投資提案，恢復印中之間的經濟交往。這是被擱置的中國150項投資提案的一部分，總價值超過20億美元。那麼，在美國掀起的新一輪外交合縱連橫中，如何看待印度當前的對華態度？

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來，6年內中印關係經歷了兩次過山車。兩次谷底分別是2017年發生的洞朗對峙、2020年發生加勒萬河谷衝突和邊境對峙。綜合這6年來中印關係的發展變化，印度在對華外交上的矛盾心態越來越明顯：一邊希望達成戰略合作，一邊又不斷蓄意挑起戰略競爭和猜忌；一邊想借助美國抑制中國影響實現大國夢，一邊又想借助中國平衡美國做着大國戰略自主夢。正是這種矛盾心態給中印兩國關係帶來巨大不確定性，令兩國合作不斷受到衝擊。

造成印度上述矛盾心態的主要因素，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快速崛起和印度對中國快速崛起戰略認知的變化。目前印度教民族主義已然成為印度政壇的主導力量，並在可預見的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將佔據主導地位。而其長期“抑華遏華”立場註定衝擊着過去印度國大黨“中印共同崛起”的戰略取向。當前，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延續其一直以來的反華立場，在對華戰略上單方面“敵意身份”的建構，突出對華政策的競爭性和敵對性，弱化包容性與合作。這些都為中印共同崛起帶來了雙方彼此戰略意圖的不確定性和認知的不對等，塑造了印度抑華遏華的戰略邏輯及對華政策中的“有限合作”與“搖擺”特徵。

面對中國快速崛起，印度擔心與中國合作雖然能獲得絕對收益，但也將促使中國從中獲得更多相對收益，進一步拉大兩國間實力差距，從而增強中國在印度勢力範圍的影響力。當印度把着眼點轉向相對收益而不是絕對收益時，兩國合作就變得更加坎坷。在這種情況下，印度外交戰略的次優選擇是與美國加強安全合作以平衡中國影響。

從戰略邏輯上來看，囿於“大國心態”和傳統地緣政治思維，印度一直謀求南亞地區霸權，堅持“大印度”聯邦，因此多年來，印度一直視中國為“威脅”。在經濟上，一些印度政治精英認為，以印度目前國內經濟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來看，中印越擴大合作，印度的損害越大：一方面印度貿易逆差不斷增長，另一方面中國在印不斷擴大的投資與貿易引發印度國內壟斷行業的不滿，同時中國商品衝擊印度中小企業和商業，影響了印度民族產業發展。這些都關係着印度人民黨的選民基本盤。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格局和體系加速調整，印度認為這是實現大國夢想的歷史性機遇。受傳統地緣政治思維影響，印度對華戰略上始終沒有超越“安全困境”心態。在印度看來，同與中國經貿合作空間受損相比，做中國與美西方關係深度調整的“備用基地”最實惠。中美博弈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發生新變化，美國等西方國家實現產業迴流的難度很大，跨國企業紛紛在加碼中國市場同時，也在把雞蛋放在多個籃子裏。而人口龐大、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印度無疑是優先選擇之一。聯合國貿發會議發佈最新一期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2020-2021年全球投資趨勢與展望》稱，2020年印度外國直接投資上升了13%，達到570億美元。這種逆勢增長進一步刺激了印度決策層和民眾的上述想法。

當然，印度政治精英也很清楚，如果被綁上了美國的“戰車”，在讓印度失去戰略自主的同時，還有可能讓印度進一步失去大國地位和印度洋的主導地位，這是印度不願意見到的。因此，印度的戰略自主性和大國意識又決定印度會維持與中國的有限合作，不會脱離兩國戰略合作軌道太遠。（作者是《環球時報》前駐印度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