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繼平：日本對華的“心結”該打開了

日本自20世紀末起一直將應對中國崛起作為其外交、安全首要課題，但這些年來日本對華戰略方面明顯在躊躇、搖擺，突出表現就是對中日關係的政治引領不強，對經濟合作猶豫不決，通過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等在戰略上加大對中國的牽制、抗衡和威懾。論其原因，對華心理的影響甚大。

一是心理失衡。儘管從幅員、人口、資源等看中國總體國力超越日本屬於正常，但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的對華優越感已達百餘年，常年居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地位，而且GDP被中國趕超的速度過快，心理上的不平衡未能馬上消解，難以平常心看待中國崛起。

二是戰略焦慮。日本曾在經濟上遙遙領先於亞洲其他國家，自認為是亞洲在國際舞台上的“當然代表”，在全球秩序方面還雄心勃勃地提出過建立“美日歐三極體制”。但隨着中國發展和影響力擴大，日本不僅感到在全球和地區的地位受到威脅，進而擔心中國取代美國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使自己在戰略上陷入被動。

三是安全擔憂。歷史糾葛與現實競爭相加，使中日間安全信任嚴重不足。日本對中國國力、軍力提升日益感到不安，擔心會對其國家安全帶來威脅和不利。因此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可謂長盛不衰。

以上三種心理相互交織，給日本的中國觀和對華戰略帶來直接影響。其中，前兩種心理不僅是潛在的，還有難以言説的部分，因此“中國威脅”就成為日本經常被公開提及的目標話題。

不難發現，“中國威脅論”在日本比在其他國家強烈得多。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每年中國召開兩會時，日本官方和各大媒體都把注意力集中於中國的國防預算上，儘管當時中國的軍費開支還遠不及日本。近年來日本表現出來的對中國威脅的“擔憂”遠比中國其他鄰國明顯、強烈。今年2月1日中國施行《海警法》後，日本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學者、媒體幾乎是齊聲批評該法，而且明顯使用雙重標準，以至於有的日本學者也看不下去。

日本表現出來的對華安全擔憂實際上有“虛”“實”之分。“虛”的部分是通過渲染中國威脅在國內製造輿論，推進包括修憲、加強軍力在內的政治日程；同時在國際上製造中國以實力改變現狀、擴張霸權的印象，以獲取外交好處。“實”的部分自然是安全上對中國的真實擔心。這主要源自對中國軍事力量增長的評估，其中恐怕也有難以言説的內容，即一些日本人由於歷史原因而擔心中國強大後會向日本“復仇”。這種心理無形中使日本不僅擔心中國變得更為強大，而且也使它在發展中日關係時顯得更加矛盾和躊躇不前：既想搭中國發展快車、獲取合作紅利，又想保持距離，甚至一些保守政客和右翼希望日本幫助美國遏制中國、破壞中國發展進程。

這些日本人擔心“復仇”的心理不僅有點多餘，也顯示了其心胸的狹窄。眾所周知，新中國老一輩領導人多次指出，日本侵華戰爭的責任應該由少數軍國主義分子承擔，廣大日本人民也是戰爭受害者，並放棄了對日戰爭賠償要求，目的就是發展世代友好的兩國關係。20世紀80年代後歷史問題不時影響中日關係發展，但幾乎都是起因於日本官員或政治家否認侵略歷史等言行刺激中國人民感情，並非中方主動提及。其實，1945年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也曾呼籲國人發揚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民族德性，不以日本人民為敵、不要報復。換言之，不念舊惡、不報復日本不僅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共同觀點，更是中華民族傳統品德的體現，否則中國老百姓怎麼會在自己也難以生存的困境中養活了那麼多的日本遺孤呢？

從現實看，中國共產黨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鬥目標，同時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昭示中國不僅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而且要以開放、包容、共享的心態實現與各國共同發展。這一發展路徑既符合中國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文化傳統，也是中國廣大民眾的共同心願，更與中國的發展利益相一致。中國曾與日軍浴血奮戰的老一輩政治家都能做到不念日本舊惡，國家強大後的領導人和人民必然有更加寬廣的胸懷。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的對日政策穩定性非常高，但日本對華政策經常出現搖擺，其中安全、戰略的對華不信任是重要因素。同時日本政治家缺乏遠見和定力、右翼的破壞也使中日關係難以穩定發展。中日應該通過更多戰略溝通達到增信釋疑，着眼長遠規劃新時代中日關係發展目標，加強對雙邊關係的政治引領，確保其健康發展。在歷史問題上，安倍執政時曾提出“戰後外交總決算”，目標是甩掉戰敗“負遺產”，重點與鄰國發展正常關係，以拓展外交空間、在正在到來的國際秩序變局中為日本爭得有利地位。但這一政策還未見成效，也非輕易可以做到。

從長遠看，日本與其擔心別國“報復”而難以釋懷，甚至因此錯過合作機遇，不如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努力增進與受害國民眾的溝通，與鄰國增進合作、擴大共同利益，拉近心理距離、實現共同發展，否則有可能錯過歷史性戰略機遇。而如果日本將重點放在對華抗衡、遏制上，必然會給中日關係、地區穩定帶來災難性後果。（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