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鵬：中美人權對局攻守形勢正在變化

在近日舉行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上，中國更加明確地向美方表達了認同、堅守、倡導、推進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人類價值，尊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遵行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的立場，同時對美國的人權困境提出質疑。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19日聯合國紀念消除種族歧視國際日的會議上。由此，不僅在國際關係界，不少平時關注國際事務的普通民眾也已經發現，中美之間的人權外交，以及國際關係的倫理立場，倏然改變了以往美國單方面咄咄逼人的境況，進入強勢對壘、坦誠溝通的階段。中國根據事實要求美國正視自身人權問題，制止美國以人權為藉口的霸凌行徑。不少外媒一方面驚訝於曾長期被攻擊存在人權問題的中國，現在敢於質疑一直自以為人權記錄良好的美國；另一方面它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説法並非無中生有，而是言出有據、以理服人。中美之間的人權法律對局，正呈現出“攻守之勢異也”的新局面。

要有效地進行對局，首先考慮的是具體行動方式與結果。中美在人權領域的行為方式與結果上，近年來差異相當明顯。

從事實層面看，中國在人權方面的成就真實、踏實、堅實，經得起人民考核、歷史考驗。這體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長期努力，成功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鉅任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重視人民生活水平與民主權利的提高；在新冠疫情暴發後，迅速確立政府責任，汲取相關治理經驗，迅速、精準、有效地控制住疫情，實現復工復產，使人民的生命健康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經濟與社會權利在生產生活秩序恢復正常的情況下得到有效維護和提升。

中國秉持開放包容的立場，在人權方面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努力為處於困境中的國家提供援助，在國際組織中積極作為，促進協同進步。尤其是通過“一帶一路”合作及一系列區域、全球性的合作機制，推進合作共贏，改進相關國家和人民的人權能力，彰顯中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當然，人權保護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國從來沒有自詡人權事業發展是一份滿分的答卷。但是，如果説這樣的人權成績還要受到極端攻擊和指責，那顯然是荒唐的。對照一下美國，面對疫情，政府無所作為，55萬多人殞命，社會秩序荒疏，經濟復甦乏力。號稱自由民主的政治架構面臨着種族歧視、社會分裂的衝擊。此間優劣，只要是心存公允的論證，應不難辨別。

判斷人權對局的得失，還要考慮中美雙方所依據的尺度，以及遵行標準的具體態度。從法律規範層面看，評判行為的是非美醜，顯然不能以一國的好惡為標準，而應考慮文化多元、文明兼容、價值寬容。中國從未將本國的人權主張作為全球準則，強迫各國共同遵守。而以美國為代表的少數國家則視本國的人權立場為全球人權圭臬，把有本國參與的有限人權公約視為全球必須遵行的人權標準，其態度的偏執性不言而喻。而且，即使是這樣的規範，這些國家也並未充分達到要求，甚至遠離這些他們自己曾經支持、允諾、認可的標準。以一己之利為導向，拿着以偏概全的人權原則，動輒將其他國家稱為所謂“邪惡軸心”“流氓國家”，可能恰恰映射出其自身人權視野的狹隘、立場的偏頗。至於揮舞着“民主”“人權”的旗幟去顛覆其他國家的合法政府，繼而陷這些國家的人民於顛沛流離之中，成為有家難回、有國難投的難民，其行為才是真正違背國際法、破壞人權、背離良法善治。兩相對比，人權觀念孰高孰低，人權水平孰優孰劣，事實勝於雄辯，一見勝於百聞。

評判一個國家的人權表現，一方面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另一方面要允執厥中，堅守公平正義的準則。美國不僅將自己視為人權領域的成功範例，也把自己看成是人權領域的“全球導師”和“世界警察”，確立人權領域的各種議題和標準，對別的國家指手畫腳、評頭論足，甚至不惜動用堅船利炮、兵戎相見。美國這種人權優越感和“大國沙文主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漸趨衰微，其國內社會現實壓力重重，自身人權問題日益凸顯，人權理念、制度與實際落實的矛盾隨着社會變化日漸突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美國在國內和國際人權方方面面的所為，所造成的種種後果，其人權架構的薄弱和空虛，正日益在本國和世界各國人民面前暴露無疑。

中國奮力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以文明多樣作為改進的主要準則，期待與世界各國協同推進，合作完善人權。展望未來，中國必將繼續求真務實，以人民為中心，努力滿足人民對幸福生活的需要，並在此基礎上與有意願的國家真誠合作、通力協調，應對全球風險與挑戰。如果美國不能正視自身問題，拒絕國際合作，繼續造謠、傳謠，詆譭他國人權成就，卻任由本國人權問題此起彼伏，那麼在主觀態度和客觀行動上都存在着較明顯差異的前提下，中美雙方人權對局的攻守局勢，將會發生更大轉變。（作者是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