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心伯：拜登對華政策取決於三重博弈

拜登執政兩月有餘，對華政策基調和思路基本明確，就是視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突出與中國在廣泛領域的競爭，在競爭的同時又兼顧必須的合作和必要的對抗。但是拜登對華政策的基本架構、優先領域和路線圖等具體內容尚不明朗，其政策走向主要取決於在三個層面的博弈。

中美博弈

拜登對華政策能不能行得通，是否能達到預期目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反應。拜登執政後，先是放風，公開闡明其對華政策基調；繼而造勢，通過加強與盟友和夥伴協調對華顯示其強勢地位；再是摸底，在阿拉斯加與中方舉行對話，瞭解中方的基本立場；接下來就是進行內部評估，在此基礎上形成對華政策方案。

阿拉斯加中美首輪過招，中方傳遞的信息十分明確，一是美方不能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中國橫加指責，不能挑戰中國核心利益，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二是要推進務實合作，在經貿、人文、氣候變化、地區熱點問題等領域有廣泛的合作空間；三是必須管控好分歧。與美方以競爭為主、兼顧合作與對抗的對華政策基調不同，中方對美政策基調是以合作為主，管控競爭，避免對抗。

儘管中方釋放的信號是明確的，但美方能否正確解讀，在政策醖釀過程中能夠吸收多少，這些尚不清楚。從中美關係的過往看，還存在一種令人擔心的可能，即美方選擇性地解讀中方立場，甚至歪曲中方立場，為自己所用，那樣既誤判了中方，又誤導了自己。無論如何，中方要做好通過更多的對美互動來塑造美國對華政策的準備，這個互動過程必定是艱難的博弈過程，需要勇氣、智慧和技巧。

內部博弈

在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形成過程中，國內協調至關重要。拜登既需要聆聽團隊內部不同聲音，照顧民主黨內的不同訴求，也需要面對來自共和黨的壓力。在拜登團隊內部，有的主張要強硬對付中國，提高對華競爭的有效性，有的主張在競爭的同時要兼顧務實合作。在國會山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中，主流觀點是對華強硬和施壓。

總體來説，拜登對華政策主要受到四大勢力的塑造：一是價值觀派，對中國持意識形態偏見，打着“民主、人權、自由”等旗號對華施壓；二是戰略派，關注中國力量的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汲汲於與中國開展軍事和地緣政治上的競爭；三是商界，希望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擴大兩國經貿聯繫；四是全球治理派，主張要與中國合作應對跨國挑戰，推進全球治理，維護現有的國際體系。這四大勢力的政策影響不是固定不變和涇渭分明的，而是動態且相互交織的，而拜登本人的政策偏好與優先關注至關重要。

目前看來，以國務卿布林肯為代表的價值觀派和以國防部長奧斯汀為代表的戰略派在對華問題上聲調較高，動作頻頻，這似乎表明他們是在主導對華政策走向。但是從拜登執政日程看，他優先關心的是抗擊疫情、恢復經濟、應對氣候變化等，布林肯和奧斯汀所推進的對華議程不僅服務不了拜登的執政重點，還有可能妨礙實現其優先目標所需要的中美合作。如果價值觀派和戰略派對外難以制服中國，對內又幫不了拜登多大忙，那麼他們的影響力就是不可持續的。

另一方面，美國商界（包括科技界）因特朗普發動關税戰和科技戰而遭受重大損失，在去年美國大選中為拜登出錢出力，希望拜登執政後能夠改弦更張，讓他們從發展動能強勁且更加開放的中國市場充分獲利。拜登執政後，商界不斷表達改善美國對華經貿關係的期待，但拜登政府尚未決定取消特朗普對華加徵的關税，而是把它作為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並且還在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強化對華科技限制和封鎖。如果這樣的態勢繼續下去，商界肯定會大失所望。接下來他們如何遊説和施壓拜登政府，值得關注。

與盟友的博弈

強化與盟友在對華問題上的協調是拜登外交政策的突出特點。在歐洲是以北約為抓手，在亞洲是以美日印澳四國架構為抓手。華盛頓為了爭取盟友的支持與配合，主要打三張牌：一是價值觀牌，要求盟友在香港、新疆等問題上隨美國起舞，對華施壓；二是戰略牌，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要求盟友跟美國一起在南海、台海、東海挑戰中國；三是經濟牌，要盟友與美國一道，重塑不依賴中國的供應鏈，加強對華技術封鎖和打壓，制定針對中國的技術和經濟規則。

美國在對華問題上向盟友打出的三張牌或許多少都會有所斬獲，但問題在於，盟友能隨美國走多遠？在價值觀問題上，當下一眾盟友積極跟隨美國在新疆問題上向中國揮舞制裁大棒，接下來可能還會在香港問題上對華髮難，但他們會將各自的對華關係作為這場價值觀之戰的人質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南海、台海問題上，美國的盟友會定期或不定期派軍艦和飛機來報個到，甚至跟美國一起搞些軍事演習，但其中能有幾個國家準備為此與中國開戰？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盟友們會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加強與美國的合作，但要他們減少或捨棄從對華經貿關係中獲得的巨大利益，則是不現實的。

布林肯日前在歐洲對北約盟友稱，美國不會強迫他們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這個表態雖然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但也表明布林肯認識到一個基本事實，即盟友出於自身在對華關係上的利益考慮，大多拒絕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儘管一些盟友（如英國）在華為問題上迫於美國壓力做出了選擇，但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在整個對華關係上跟着華盛頓走。因此美國要打造針對中國的冷戰式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陣營是不可能得逞的。這就是拜登政府對華打盟友牌的限度。

三重博弈之下，拜登的對華政策制定不是一個輕鬆過程。行之有效的美國對華政策取決於目標是否合理、資源是否充足、手段是否可行，而問題的關鍵是要認識到中國變了、美國變了、世界也變了。世界既不可能回到一超獨霸的後冷戰時期，更不可能回到兩極對抗的冷戰時期。如果美國政策精英不能摒棄唯我獨尊的心態、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不能適應變化的時代和世界，就無法構建一項明智的對華政策，其政策實踐也會充滿矛盾和挫折。過去幾屆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留下了不少教訓，它能否使當下的決策者變得更聰明一些，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