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因國施策，與拉美共建“一帶一路”
拉美當前的疫情形勢不容樂觀。受疫情影響，“一帶一路”在拉美的一些工程因防控需要而延擱。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世紀新冠大疫疊加發酵之際，拉美在中國外交佈局中的位置日臻重要，“一帶一路”連通拉美為提升中拉關係注入新動能。為此，需及時總結連通進程中的經驗與教訓，消除誤解和誤判，因國施策。
首先，分層構建連通的戰略支點，以點帶面，循序拓展“一帶一路”的覆蓋面。拉美幅員遼闊，國家大小不一，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與美國關係親疏不同。據此，不宜用一個模式大大水漫灌地推進“一帶一路”。在深入推進階段，可因國施策，構建三類戰略支點，精準對接。
其一，以條件相對成熟的秘魯、巴拿馬、智利等國為承接“一帶一路”的優先戰略支點，以標誌性工程為抓手，用實惠和利好向地區國家輻射“一帶一路”的雙贏效應。其二，以古巴、委內瑞拉等國作為推進的特殊戰略支點，義利並舉，助其脱困，彰顯“一帶一路”倡議的大國擔當和傳統友誼。其三，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地區大國為核心戰略支點，着眼長遠，重點投入，深耕雙邊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加強地區和全球事務合作。
其次，注重拉美特色，調適“五通”次序。拉美國傢俱有亞非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共性，但自身特色又格外鮮明，上世紀初曾經的繁榮以及與歐美等國獨特的歷史淵源使得拉美國傢俱有“自視較高”的定位，有的國家不承認自身是發展中國家，對外自稱新興大國。有的國家主動放棄發展中國家地位，力圖擠入富國俱樂部經合組織。此外，拉美複雜的政治文化和價值觀體系導致民主政治氾濫、街頭政治氾濫和選票政治氾濫。中央和地方分權、強大的工會體制、嚴苛的環保標準、勞工標準和社區標準均是拉美特色鮮明的政治產物，也成為中資企業在拉美經營的痛點和難點。
因此，“一帶一路”連通拉美需汲取在亞非國家推進過程中的一些教訓，不急於大規模、成批次地推進基礎設施大項目的連通，宜以“五通”中的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作為優先考量，摸清拉美政局特色，回應各方合理訴求，中資企業可多做路燈改造、修建菜市場、翻新道路等社區公益，以實實在在的民生利好為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創造良好的民意基礎，以此軟性鋪墊為續推規模較大的合作項目創造有利條件。
再次，構建“數字絲綢之路”，打通信息化絲綢之路。新一輪科技革命進一步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和交往形態，正加速推進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分化與重組。數字經濟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新業態。秘魯提出，可在“一帶一路”連通拉美之際打造“數字絲綢之路”。此提議得到拉美國家的廣泛響應，認為它能突破中拉地理相隔遙遠等諸多侷限，利用信息化、智能化、網絡化等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順勢而為，打造“中拉信息化之路”。對此，中拉可緊扣數字經濟的時代主題，借現代電子和通信技術突飛猛進之勢，通過電商和信息化教育等方式來增進彼此溝通，分享數字經濟、數字貿易的成果，構建中拉新工業革命夥伴關係，探索雙方在數字經濟的政策協調、人才培訓、項目研發等領域的合作，深挖合作潛力，擴大合作亮點。
第四，消除誤解，加強溝通。“一帶一路”在拉美政商學界和民眾中產生的正面效應與日俱增的同時，囿於中拉地隔遙遠和語言差異，加之拉美獨具特色的歷史文化、民主價值觀體系以及地緣政治內外因素的疊加作用，“一帶一路”倡議在拉美也出現理解與誤解並存、認同支持與認知缺失的共生複雜態勢。
其一，擔憂“一帶一路”使拉美成為中美大國地緣博弈的前沿地帶和犧牲品，深憂“大象打架殃及草地”的效應在拉美溢出。其二，擔憂“一帶一路”所謂的不透明項目會推高拉美本已沉痾難治的官場腐敗積弊，深憂大項目投資會引發奧德布雷希特大案式的政壇地震。其三，地區大國擔憂“一帶一路”會稀釋其地區領導力和影響力，巴西等對域內日增的中國因素感覺五味雜陳，擔心中國搶了它們地區老大的風頭。其四，擔憂“一帶一路”項目破壞拉美的生態環境和工會體制，深憂大批進入的中資企業會在拉美髮展進程中打下所謂“血汗工廠”的烙印。
上述四種擔憂背後固然是中拉不同政體、歷史文化等因素綜合作用使然，但更多的是美國這一最大域外因素煽風點火所致。對此，我國相關政策解讀、官民溝通、媒體宣傳需及時跟上，準確闡述“一帶一路”的國際公共產品的屬性和產能優勢互補的雙贏特質，有理有據地揭露美西方抹黑“一帶一路”的伎倆和本質。
第五，研判拉美政局新態勢，釐清朝野政黨的主張。近年來，拉美政局多變，進入新一輪政治動盪週期。左右勢力纏鬥不已，不時進行政治對決，政權更迭頻繁。朝野政黨奉行“為反對而反對”的策略，凡是對方贊成的我均反對，導致政策朝令夕改，外來投資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對此，需要密切跟蹤研判拉美政局的變化規律，摸清左右政黨的政策底線，細做可行性研究，早做預案。除礦產、水電等週期較長的大型項目外，其他中小項目的合同期限不宜超過所在國的總統任期，力避“一帶一路”相關項目因政局生變而“新官不認舊賬”。 （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拉美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