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皓：美國因素困擾加拿大對華政策

拜登政府下的中美關係開局並不順暢，而由加拿大聯合57個國家簽署的《反對在國家關係中使用任意拘押宣言》則將中加關係再次置於風口浪尖。隨後，2月22日，加拿大下議院投票通過官方反對黨保守黨的動議，認定新疆存在“種族滅絕”。雖然執政的自由黨政府特魯多總理及其全體內閣成員採取缺席投票的方式，僅留下外交部長在投票時宣稱“代表加拿大政府”投下棄權票，但其他自由黨普通議員都投下贊同票。加拿大怎麼了？中加關係在拜登時期將走向何處？這是自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被扣後美國因素成為中加關係掣肘的重大外交問題。

長期以來，中加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一直困擾着加拿大的對華政策。作為加拿大唯一的陸上鄰國，美國自二戰後取代英國地位，成為加拿大“北大西洋聯盟”中的鐵桿盟友。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認同方面，美加“特殊夥伴關係”是不爭的事實。但作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模範中等國家”，加拿大也並非事事以美國馬首是瞻。

冷戰期間，在中加小麥貿易問題上，儘管肯尼迪政府屢次動用《外國資產控制條例》，竭力阻止加拿大對華出口小麥，但迪芬貝克總理頂住美國的壓力，成為中國三年糧食困難期第一個向中國援助小麥的西方國家。同樣，1970年10月中加建交也見證了加拿大獨立外交的決心和力量。當年老特魯多總理“甩開”美國“兩個中國”的方案，積極主動推進中加建交。1973年周恩來對來訪的特魯多總理説：“加拿大是70年代首先承認我們的國家，支持我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地位，影響很大。”

上世紀90年代初，在美國領導下的西方國家聯合制裁中國態勢下，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卻組織了“加拿大國家隊”，與中國開展全方位的貿易合作和科學技術轉讓，特別是加拿大向中國秦山核電站出售了兩個核反應堆，轉讓龐巴迪民用飛機技術，這是加拿大向中國轉讓高科技的經典。中加1993-2003年的“十年黃金關係”使得“克雷蒂安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成為中國高層領導人的共識。鑑此，從歷史維度觀察，選擇扮演美國“提線木偶”不是加拿大的對華政策首選，也不符合加拿大的國家利益。同樣，籠統地將美加列為同類，則可能導致加拿大被動選擇站在美國立場的事實產生。

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餘湛（1983-1986）曾在中加70年代建交初期説：“加拿大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從未佔領過中國，從未在中國強行建立通商口岸。你們為我們建造醫院和學校，你們的白求恩醫生將他的一生獻給了中國的革命事業。”

中加民間友好關係一直是中加關係中最大的正資產。二戰期間，加拿大紅十字會向來訪的宋美齡捐贈了十萬加幣，也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間向中國捐出近3000萬美元，佔汶川地震全部捐款的10%，位八國集團成員國之首。在中國，受“加拿大研究型大學聯盟”援助培訓的全科醫師、律師、媒體人以及農業技術人員等遍及中西部和沿海城市。加拿大的和平主義、國際主義形象深入人心；在加拿大，華人被譽為“模範少數民族”。雖然中加關係在2018年12月後斷崖式下滑，但回溯2018年1月到2020年12月三年間的中加貿易，兩國貿易並未受到中加官方關係挫折的影響，且貿易額呈緩慢上升趨勢，中國處於順差。

從大歷史視角審視中加關係，兩國從沒有歷史積怨和歷史問題，但如何管控兩國間的突發性事件或危機？如何重建兩國關係？

中加關係要朝前走，加拿大需要處理好來自華盛頓的干擾。我們應該重温中加關係的歷史，學習老特魯多、周恩來、克雷蒂安的“大視域觀”，走出“受害者心理”怪圈，將兩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福祉置於優先地位。當然，在中加兩國都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雙方需要重新學習適應彼此，尊重彼此的發展理念和差異。事實上，中加雙方在價值觀方面的共性大於差異。加拿大崇尚人權、自由、平等、開放、法治，同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是中國社會主義24字核心價值觀。中加雙邊的“共識和共情”有共建基礎。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中國人民對加拿大人民的美好歷史記憶是中加友好關係的情感基礎，也是兩國政治家在過去五十年外交關係中堅持選擇以民生為大局的“務實外交”的事實邏輯，更是兩國願意管控兩國間意識形態分歧的理論邏輯。我們應珍惜雙邊悠久的民間友誼和兩國長期合作所取得的成就，用審慎的外交手段，智慧對話並實現合作與共存。（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加拿大中心主任，教授；中國加拿大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