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首位駕機迴歸大陸的國民黨飛行員後代講述：我父親如何從台灣駕機起義

李源口述 王方整理

我父親李純生於1928年，祖籍是山東，出生在雲南省的路南縣（現在的石林縣）。

抗戰爆發後，父親就讀的中學被迫無限期停課。當時正好遇上黃埔軍校空軍分校在雲南招收新兵，幾經波折，父親終於成為國民黨空軍的一員。抗戰結束後，他們這批學員很快集體搬到位於杭州的國民黨空軍中央航校，開始軍旅生涯。

赴台前秘密入黨

在軍校內，父親和一名黃姓同學成為莫逆之交，倆人同進同出，一起探討時局，黃同學的許多見解和分析對我父親有極大的啓發和引導。

父親還記得，一天黃同學突然問起自己對共產黨有何看法。父親直言不諱地説，國民黨過於腐敗，沒有資格治理國家，應該由共產黨替代。父親説完後，黃同學馬上提醒説，“這話不能再對任何人講，即便你有這樣的觀點也只能埋在肚裏，藏在腦中”。

父親聽後也感失言，他很感謝黃同學的警覺。之後兩人的關係更加密切。此刻中國時局非常混亂，國民黨在內戰中兵敗如山倒，當官的卻加緊貪腐，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軍校的同學都有對時局不滿，但國民黨當局對軍校學生的思想控制更加嚴格，還鼓動學生之間揭發“思想和國民黨不同步的人”，大家都有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

一天黃同學神情嚴肅地對我父親説，“我得到消息，我們這批空軍學生都要和蔣介石一起去台灣，軍方看管很嚴，我們沒有反抗或逃跑的機會。我和你攤牌，我是中共黨員，今天我準備發展你加入共產黨，到台灣後我們要從事地下工作，我就是你的單線聯繫人。”

原來黃同學對我父親的考察早就開始了，他非常確定父親肯定會同意入黨。事情的發展果真如他所料，父親毫不猶豫地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

也就是在當天晚上，軍校上層宣佈，學生一律不準外出，隨時聽候命令。第三天凌晨，航校學生全部像被打包一樣裝進大卡車送往機場，然後就直飛台灣。

準備棄暗投明

父親在台灣期間與黃同學積極收集所在國民黨空軍單位的各種情報，並將其彙總成材料傳遞迴大陸。然而不久後國民黨情報機構有所察覺，根據當時的情況，一旦暴露身份肯定會被槍斃。面對緊急情況，黨組織迅速決定撤離。但因事發倉促，我父親沒能及時撤離，並與黃同學失去聯繫，也沒有新接頭人的聯繫方式。

此時台灣政治時局越來越緊張，每天都有“共諜”被抓走，隔幾天就能看見“某某共諜”被槍決的消息。父親認為早晚會查到他，而且自己確實是中共黨員，還參與多起情報傳遞工作。由於無法和組織聯繫，得不到組織的指示，他只好選擇單獨行動“棄暗投明，駕機起義”。父親開始觀察機場人員的安排和飛機的調配等情況。上飛機對父親來説是小菜一碟，但要把飛機飛到對岸可是個大難題。因為國民黨為提防有人“駕機叛逃”，規定每次加油最多隻能加一半，這樣飛不到台灣海峽對岸就會掉進海里。我父親唯一的希望就是等一名和他關係不錯的同學值班做加油官之際，私下求情或許有成功的可能。

驚險駕機返回大陸

1950年1月3日，台灣岡山機場上空陽光燦爛，這是父親的訓練日，正好也是好朋友值班當加油官。父親想，今天不走的話恐怕就再也沒有機會走，唯一的難題就是能不能加上滿箱燃料。

他上機前先和朋友套了許多近乎，然後用突然想起的神態説，“兄弟，今天你幫我加滿油，前天有幾節訓練課程被拉下，今天趁着好天氣，我全部補上。”

朋友一聽要違規加油後一臉愁容地説：“發現了是要坐牢的啊，兄弟。”我父親裝着不在乎的神態對他説，“我寫個條，證明是我要求加練，和你沒有關係。”朋友聽後還是面露難色，父親再一狠心，將手上的一塊手錶送給他。朋友馬上轉變態度，一伸手就將手錶放進口袋，再一抬手把油箱加滿了。

父親上機後先是裝模作樣地按照訓練計劃在規定空域飛了一圈，發現沒有異常後，他突然把機頭一轉直飛對岸福建方向。此刻機場雷達發現父親飛機的方向不對，立刻起飛3架戰鬥機前來追趕。父親隱隱約約聽見塔台對他説，“李純，早就懷疑你有通共的嫌疑，沒想到你逃得這麼快！你今天死定了。”

父親拼命加速往福建飛，但因為駕駛的是教練機，速度沒有後面的戰鬥機快。眼看雙方距離越來越近，幸運的是父親的飛機已經越過台海中線，後面的追機沒敢更進一步，只能返回台灣本島。

雖然擺脱了後面的追機，但父親的飛機油量已經見底，油燈警報叫個不停，如不馬上着陸就有機毀人亡的可能。此刻找機場已沒有時間，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是找一塊平坦的海灘實施迫降。

好在海灘就在眼前，我父親找準機會，成功把飛機降落在海灘上。發動機轟鳴聲驚動海邊工作的漁民，他們以為是國民黨軍隊要“反攻大陸”，很多人拿着鋤頭朝飛機衝來，有人操起鋤頭就要朝身穿國民黨軍服的父親頭上砸。父親連忙高喊：“我是共產黨員，是駕機起義的，請你們把軍隊領導叫來。”聽到父親這樣一説，漁民們真的就沒有再動手，父親當時想“他們的覺悟還蠻高的”。

不久，來了一輛軍用吉普車，車上跳下一名軍官自我介紹説是福建前線駐軍的營長，父親被吉普車送到軍營裏。經過初步審查後，父親的大致情況基本搞清了，上級派人把父親接去廣州。

捐獻全部現金獎勵

廣州軍區對父親提供的情況反覆核對後表示，對於父親的黨員身份無法查證。父親表示，“黃同學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他可以證明我是中共地下黨員”。但廣州軍區調查後表示，黃同學一直使用的是化名，他從台灣撤離後可能改用其他名字，現在無法聯繫。後來組織表示，父親的黨員身份一時無法查證，暫時只能作為非黨員身份參加工作。

父親還記得，當時前來交代工作的廣州軍區軍官把一個旅行包放在桌上，鄭重地對父親説，“這裏邊是給你的現金獎勵。根據規定，我們對駕機起義的國民黨飛行員予以獎勵，並安排你到航校工作，擔任培養解放軍飛行員的重任，希望你不要辜負祖國和人民軍隊對你的信任與囑託。”

父親查看了旅行包裏的現金，至少有好幾萬元，當時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他認為，“我是共產黨員，不應該拿國家的錢”。他把所有的錢都捐獻給當地政府。後來父親被派往河北一個航校擔任軍事教官。就這樣，他從國民黨的空軍飛行員，成為新中國空軍飛行員兼教練。

20世紀70年代末，父親偶然發現當年介紹他入黨的黃同學，後者此時已經離休。多年不見的兩人取得聯繫後，黃同學馬上向組織寫材料，證明父親是1948年就入黨的中共老黨員。就這樣，父親的組織問題也順利得到解決。

2018年12月，父親在北京逝世，為他精彩又傳奇的人生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