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緒、汪沛、貝淡寧：對外傳播需脱離“應激陷阱”

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和機構以及一些反華分子試圖通過引導國際輿論抹黑攻擊中國。對於這些試圖妖魔化中國、損害中國國家聲譽的行為，中國有關部門和媒體一直在進行有力澄清和嚴厲駁斥，但類似的輿論戰遠未平息。

為了應對反華分子的惡劣行徑，化解中國在對外傳播領域面臨的巨大挑戰和壓力，我們可以通過積極有效的開放行動，促進外國在華人員、來華人員對外講述真實中國、報道中國實踐。筆者認為，這可以極大地改善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對涉華問題的討論，引導其向更加客觀、理性的方向轉變。

國際傳播、跨文化交流有兩個基本特點。首先，科學研究表明，一國民眾如果能瞭解到其他國家內部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例如具體的自然風光、生活場景與社會風俗，哪怕展現出來一些缺陷與不足，這種多樣性的報道就能夠有效地破除那些抽象陳腐的、非黑即白的刻板偏見。真實而具體的內容能夠讓人們產生好奇心，也會更願意理性溝通。

例如，外國民眾通過“舌尖上的中國”或李子柒的頻道等渠道，瞭解到中國精深多元的飲食文化；瞭解到在中國的大城市外，還有崇山峻嶺等等多樣而複雜的自然風光；瞭解到中國不同的城市都有着自身獨特的精神風貌與生活趣味；也瞭解到中國社會和生活中難免存在的諸多不如人意的方面，就像他們也在自己的生活中體味着各自的悲歡那樣。他們就能體會到中國是一個形象豐滿而真實的國家，中國的民眾同他們一樣，在自己的家園裏勞作與休憩。

接受過這樣多元信息的外國民眾，對中國民眾苦辣酸甜的日常故事發自內心感同身受，就不會簡單地接受某些政客或媒體灌輸的“專制國家”“集權政府”等刻板偏見，也就不會盲目相信違反常理的虛假謊言。

在給外國留學生講中國政治課時我們發現，這些學生對於中國的好奇心其實非常強烈，但我們所提供的具體材料卻遠遠不夠豐富。上課時給學生們展現一些照片，就能非常有力地激發他們的熱情去了解進而理解中國。這些照片可以是中國東中西部的地理差異、城市裏的某條街道或橋樑，或者一兩張教師本人同鄉夥伴的現場工作照片等等，都能促使學生們不斷追問，不斷獲取更多具體的對於中國的感知，也更能促進他們以一種開放和容納的心態來看待中國，同時也反觀自己。

其次，對外傳播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自信與真實。我們需要自信開放地承認自己國家和社會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在對外傳播和交流時，願意承認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與缺點，當然前提是對方也處在這樣自信與開放的心態之中承認他們的缺陷，這樣雙方才能脱離緊張的應激狀態，才有可能對相互傳遞的信息產生信任和興趣。要脱離這種“應激陷阱”，需要更為開放和自信的一方先邁出一步。這也更有利於打破謠言和抹黑。

此外，一國受眾在瞭解他國的信息時，受到語言和心理習慣的限制，自然地會先去關注本國媒體，並更願意理解和相信由本國人員提供的信息與觀點。因此，由西方在華人員向西方社會傳播的信息，只要它們展現了具體的中國的方方面面，對中國的國際傳播就大有裨益。至少，它們可以使得外國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更為立體與充實，那些由反華機構或媒體刻意灌輸的信息就顯得無力而單薄了。

近年來，不少在華、來華的外籍人士，向西方講述了他們眼中具體的、鮮活的、複雜的、真實的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讓不少西方民眾改變了看法。

但是，這些民間人士數量有限，在西方“政治正確”的輿論氛圍中，一旦他們在美國的媒體或網絡空間從客觀、積極的視角描述中國的生活，很容易被反華勢力視為“眼中釘”而遭到抹黑。因此，在這場輿論與傳播的鬥爭中，我們需要更多的在華、來華人士成為我們的朋友。我們應該更加積極地保持開放，主動溝通與交流，促使更多的西方來華、在華人員，有條件和有意願將鮮活、具體的中國生活、中國實踐、中國故事，傳遞給西方國家的受眾。

對待西方的新聞界、出版界，我們也同樣要以積極的態度加以區分。總體來講，西方媒體從中國國內發到西方國家的報道、消息，有的不全面，有誤解、誤讀，但也有的是有利於對外傳播正面、具體、非刻板印象的中國形象。例如，美國媒體的有些報道涵蓋中國經濟在疫情中如何率先復甦、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精準扶貧工程、舊樓加裝電梯項目等等廣泛的主題。這些報道，對西方讀者摒棄對中國的抽象、狹隘的偏見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因此，我們需要更有力地邀請西方正式的媒體人員在中國各地，包括新疆地區，進行適當的採寫和報道活動。在杜絕和防止西方專業的情報人員和一些披着民間組織或其他身份的惡意反華人員在這些地方從事活動的基礎上，支持外國人士（包括正直的西方媒體人員）在中國從事對外傳播，這種開放有利於中國國際形象的發展，也有利於西方社會對自身的反思。不論是在華工作人員、留學人員、遊客，還是媒體記者，只要我們用自信與開放坦然面對，他們在新疆等地一定能看到真實的平和、開放、人民安居樂業的景象。隨着越來越多這樣的信息傳播到境外，所謂“種族滅絕”之類的謊言自然不攻自破。（作者分別是復旦大學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山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