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建中：統籌謀劃“雙碳”目標下綠色轉型發展

原標題：“十四五”：統籌謀劃“雙碳”目標下綠色轉型發展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指出，實現碳達峯、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要把碳達峯、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佈局，拿出抓鐵有痕的勁頭，如期實現“30·60雙碳”目標。“30·60雙碳”目標已將能源綠色轉型推進歷史轉折的十字路口，這既是嚴峻的挑戰，又是重要的機遇，迫切需要系統思考、統籌謀劃，努力實現能源革命、能源安全、生態保護、綠色復甦的協同共進。

能源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但是傳統化石能源資源的消耗，也導致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威脅到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今年全國兩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對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現代能源體系建設等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為能源行業的轉型發展指明瞭方向。“十四五”是碳達峯的關鍵期、窗口期，大力推進能源革命、優化能源結構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途徑，必須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控制化石能源總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實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動。

綠色轉型使經濟復甦擺脱“碳鎖定”

當經濟發展遭遇危機、經歷蕭條之後，必然面臨復甦路徑和政策的選擇：一種是重複過去的發展模式和道路，謀求循環型復甦和繁榮；另一種則是轉軌轉型，謀求創新型復甦和繁榮。回顧世界上多次週期性經濟危機，無論是源自經濟活動的生產過剩，還是誘發於政治、戰爭、災害、金融等外部因素，在推動經濟走出蕭條、實現復甦過程中，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新型產業和新興市場的崛起等，都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國信息技術產業的興起、中國不斷擴大的改革開放、“金磚國家”新興市場的快速發展等。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復甦始終乏力。美國的頁岩油氣革命、再工業化戰略一度讓世界看到了復甦的希望，迅速崛起的亞洲，特別是中國、印度等國逆勢而上，也成為世界經濟復甦的重要引擎，但都面臨着能源資源過度消耗、氣候環境惡化的老大難問題，高碳依賴、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已不可持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綠色復甦理念應運而生，並很快為世界各國所接受。特別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引發各國對生態環境、氣候變化、公眾健康等問題的高度關注，進一步堅定了各國政府走綠色轉型之路的決心，紛紛提出把節能減排和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復甦計劃的重要選項。

相比於疫情危機，氣候危機對人類與自然系統造成的壓力更大。新冠肺炎疫情後的經濟復甦期正值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期，各國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刺激政策，大力實施綠色轉型或綠色復甦，既是應對挑戰的現實選擇，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必須看到，綠色復甦不只限於通常講的污染治理和環境保護，以及清潔交通、可再生能源等，還包括了綠色消費、綠色生產、綠色流通、綠色創新、綠色金融等諸多領域，並由此形成完整的綠色經濟體系。綠色經濟體系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方向，綠色發展方式要求擺脱對高消耗、高排放和環境損害的“碳鎖定”或“碳依賴”，這不是對傳統工業化模式的單純修補，而是對發展方式的革命性改變。

在經濟下滑幅度比較大、經濟危機對社會造成極大壓力的情況下，政府和公眾很容易把經濟增長放在第一位，習慣性走上經濟刺激的老路子，推動綠色轉型面臨的阻力會很大。為了發展的可持續性，一些國家制訂頒佈了相應的法律法規，使綠色發展、綠色轉型有法可依。同時，大力發展綠色企業、綠色產業、綠色商業、綠色金融等，從根本上降低碳排放強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經濟增長與主要污染物排放“脱鈎”，堅定地推進綠色轉型。更為重要的是讓綠色文化深入人心，積極倡導綠色低碳生活，建設綠色美麗家園，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後疫情時代各國啓動綠色復甦計劃

進入後疫情時代，世界既迫切需要提振經濟、解決就業，又不能重蹈覆轍。綠色轉型或復甦，可以平衡提振經濟增長與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係，實現長期、包容、清潔的轉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為緩解氣候變化的影響，各國應廣泛實施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一攬子措施，短期主要是通過投資綠色基礎設施提升全球經濟活動，中遠期則要使經濟擺脱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全面轉向清潔低碳能源。

目前，以綠色經濟為核心的刺激方案成為許多國家的選擇。特別是二十國集團（G20）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約佔世界經濟的90％，在世界經濟綠色復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從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提出的綠色經濟復甦方案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各國發布低碳目標倒逼綠色轉型。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代表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方向，是保護地球家園需要採取的最低限度行動。截至2020年11月，全球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圍繞碳中和相繼出台了各自的目標和時間表，合計減排量約佔全球碳排放的一半，以此倒逼綠色轉型和綠色發展。歐盟還公佈了《歐洲氣候法》，明確提出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堅持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主動承諾，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峯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並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超過12億千瓦以上。

（二）歐洲在源頭上實現綠色轉型。近年來，歐洲地區的主要銀行陸續減少甚至停止對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項目及其經營公司的貸款。目前，歐盟已把綠色協議作為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的核心戰略，重點支持清潔交通、可再生能源、老舊建築翻新改造等領域。在支持清潔交通方面，歐盟將通過“連接歐洲設施（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基金向140個重點運輸項目注入22億歐元，陸上通過加強鐵路建設完善路網、提高交通運力，海上則通過採用替代燃料及改造港口電力供應等方式，減少停放船舶的碳排放，多管齊下助力歐洲交通業實現脱碳目標。在投資清潔能源方面，德國和法國都加快在氫能領域的發展。其中，德國發布的《國家氫能戰略》正式確定了“綠氫”的優先投資地位。法國也啓動了一項約70億歐元的國家氫能戰略，預計2030年氫能的裝機容量將達到6.5GW。在建築改造方面，法國宣佈將用70億歐元翻新老舊建築，以提高學校和市政廳等公共建築、私人辦公樓和私人住宅區的能源效率等。

（三）亞洲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亞洲經濟在傳統產業上佔優勢，目前正面臨着產業結構調整的巨大壓力，積極探尋低碳經濟發展之路。早在2010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就把主題確定為“綠色復甦：亞洲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選擇”，重點探討亞洲各國經濟結構轉型和發展低碳經濟的現實途徑，尋求亞洲國家走出經濟危機，實現綠色復甦的發展模式。亞洲各國多方位反思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大力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後產業，用綠色復甦和包容性復甦來應對後疫情時代的挑戰，特別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力求使低碳經濟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原動力。顯然，只有亞洲實現了綠色復甦，以亞洲經濟增長為動力的世界經濟復甦才可望成為名副其實的綠色復甦。

（四）中國以綠色轉型為契機實現“彎道超車”。中國正處在工業化進程加速期，面臨着從量變到質變的重大轉折。一方面繼續瞄準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農村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目標不放鬆；另一方面已開始率先創新綠色工業化、綠色現代化，致力於在綠色發展方面實現“彎道超車”，即“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峯後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基本實現”。中國的綠色現代化，以創新綠色要素（特別是綠色能源、綠色技術要素）為基礎，加速實現從高碳經濟轉向低碳經濟；以減少温室氣體排放為主要目標，加快構築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發展體系，進而實現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綠色轉型是經濟復甦的重要引擎

加快能源清潔低碳轉型，既是實現氣候目標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動綠色復甦的重要引擎。2020年，全球能源供需經受明顯衝擊，除可再生能源發展保持較快增長外，其他能源品種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在油價大跌使化石能源成本大幅降低的情況下，中國政府積極推進綠色低碳能源政策，加大對光伏、風電、電動汽車等新能源行業的支持力度，使新能源產業實現了逆勢增長，出現了光電、風電裝機熱，電動汽車在銷量大增的現象。據初步核算，202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比2019年增長2.2％，清潔電力生產比重大幅提高，規模以上工業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等一次電力生產佔全部發電量比重為28.8％，比上年提高1.0個百分點。“十四五”發展規劃中，大幅度提高了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車等新能源產業發展目標和支持力度。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對促進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復甦必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以能源轉型為牽引帶動綠色復甦。2020年6月，國際能源署公佈了一項以能源轉型為牽引的3萬億美元綠色復甦計劃，為後疫情時代世界可持續重建經濟提供路線圖。這項一攬子計劃，主要致力於實現三大目標：刺激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和建設更有韌性、更清潔的能源體系。計劃提議，為緩解經濟萎靡現狀，世界各國在2021年至2023年期間，每年投入約1萬億美元，用於電力、交通、工業、建築、燃料以及新興低碳技術等6個關鍵領域。其中，電力領域，重點放在碳排放相對較低的風電以及光伏技術領域，同時注重核電以及水電的現代化升級；清潔交通方面，重點放在電動汽車以及高鐵等領域；電網建設方面，重點放在電網靈活性以及可再生能源接入電網的比例提高；新興技術方面，重點關注工業設施的能效提升，電池、氫能、碳捕集與封存技術，小型模塊化核電等。這項以能源轉型為牽引的綠色復甦計劃，得到了多數國家的積極響應。

（二）依靠國家力量推動綠色轉型。歐盟認為，推進歐洲的清潔能源轉型是一項主要由國家和地區政府承擔的任務。2020年，歐盟公佈了一項7年1.1萬億歐元的中期預算提案，以及7500億歐元的歐洲復甦計劃，聚焦綠色發展和數字轉型，明確提出“復甦計劃將化危為機，最終目的不僅要支持深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地區經濟復甦，而且要面向未來”。由於實現扶持電動汽車的財政税收優惠和限制碳排放政策，2020年歐洲電動汽車銷量大幅增長，成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歐洲車市的最大亮點。歐洲的實踐表明，清潔能源轉型需要大量投資，但其成本將與當前能源體系相當；清潔能源轉型能夠增加產值和就業；向可再生能源轉型和提升能源效率可以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能源轉型帶來的生態環境、衞生健康方面的正面效應，遠遠超過轉型過程增加的成本費用。

（三）把綠色轉型全面融入經濟增長。2020年年底日本政府發佈了“綠色增長戰略”，被視為日本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進度表，致力於把低碳轉型全面融入經濟持續復甦，推動加快優化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據估算，到2030年該戰略將拉動日本經濟增長90萬億日元，到2050年拉動增長190萬億日元。2020年上半年，日本的太陽能、水力、風力、地熱、生物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約佔總髮電量的23.1％，核能發電佔比約6％，剩下的約70％都來自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根據“綠色增長戰略”，到2050年，發電量的50％～60％將來自可再生能源。為此，政府將要修改能源基本計劃：繼續減少火力發電，加快引進可再生能源，最大限度地利用核電。

（四）以可再生能源推進經濟多元化。中東地區是全球主要油氣生產和供應中心。油氣資源國的經濟結構普遍單一，對油氣產業依賴大，容易受到地緣政治、國際油價等因素影響。為減少對傳統能源依賴，中東地區多國相繼制定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加快能源轉型步伐，助力經濟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中東地區太陽能、風能資源十分豐富，發展太陽能、風力發電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根據中東地區已發佈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計劃，預計到2030年，地區可再生能源（不含水力發電）總髮電能力將超過192GW，是2019年的17倍，其中太陽能發電所佔比例將佔42％以上，風能約佔35％。未來中東地區將迎來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高速發展。

加快綠色轉型的思考與建議

綠色復甦是一種更合理、更包容、更可持續的經濟復甦模式，致力於解決困擾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能源公平、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難題。清潔低碳的可再生能源，能夠幫助各國找到一個平衡點。但是，無論是能源轉型還是綠色復甦，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妥善處理好其中的各種協同關係。

（一）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時加快綠色轉型。能源問題的核心是安全保障，當今世界依然高度依賴化石能源，而二氧化碳排放又主要來自化石能源消費。特別是在中國，煤炭是化石能源消費的主體，煤炭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佔全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70％以上，能源結構轉型的基本思路應當是“減煤、穩油、增氣、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即通過多元化、低碳化、電氣化等方式，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轉型發展。要繼續加大煤炭的清潔化利用，推廣先進燃煤發電技術，適度發展煤制油、煤制烯烴產業等；繼續加大中國國內油氣勘探開發力度，擴大石油、天然氣儲備能力和產供儲銷體系建設；加快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非化石能源開發利用，有序推動低碳能源對高碳能源的替代、可再生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構建本土化、區域化的可再生能源供應體系，以能源的清潔低碳轉型支撐後疫情時代的綠色經濟復甦。

（二）多能互補提升利用效益。在能源轉型過程中，需要處理好化石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協同發展問題，有效實現多能互補、集成優化。實現多能互補需要從能源政策和智能化技術兩個層面入手。在能源政策上，應堅持能源結構的清潔低碳化及多元化方向，鼓勵按照不同資源條件和用能對象，採取多種能源互相補充，緩解能源供需矛盾，促進生態環境良性循環。在智能化技術上，面向終端用户電、熱、冷、氣等多種用能需求，因地制宜、統籌開發、互補利用傳統能源和新能源，建立一體化集成供能基礎設施，實現多能協同供應和能源綜合梯級利用。同時，發揮大型綜合能源基地的風能、太陽能、水能、煤炭、天然氣等資源組合優勢，建立多能互補系統。多能互補不是簡單的能源疊加，而是藉助能源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按照不同能源品位的高低進行綜合互補利用，統籌安排各種能量之間的配合關係與轉換使用，以取得最合理的能源利用效果與效益，全面提升能源系統整體效率。

（三）發揮綠色金融對綠色轉型的推動作用。綠色金融是適應綠色發展而誕生的金融服務業務，在推動能源轉型、綠色復甦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顯然，要實現碳中和目標和綠色轉型，只依靠政策推動、政府財政投入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社會向新的產業和新的商業模式進行有效的投資。有數據顯示，中國每年的綠色產業投資需求約2萬億元人民幣，而財政資金只能滿足10％～15％的投資需求。全球綠色發展的投融資需求在未來10年可能達到數十萬億美元。這些投融資需求除了政策引導外，仍需要整個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的支持才能得以滿足。綠色金融可通過鼓勵綠色投資、抑制污染性投資引導資金更多流向綠色低碳領域，優化資源配置。綠色金融持續加大對綠色領域與產業轉型升級的投入，並以金融力量倒逼綠色技術創新。綠色金融在發揮支持作用的同時，也通過金融引導形成對未來氣候、環境風險的預警。

（四）依靠科技創新實現綠色轉型數字化。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推進低碳技術應用和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要求不斷提高的大背景下，搶佔低碳科技高地將是未來一段時間贏得發展先機的重要基礎。中國政府有必要將低碳科技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低碳能源、低碳產品、低碳技術、前沿性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碳排放控制管理等開展科技創新。隨着技術進步，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已持續下降，先進儲能技術、氫能技術、電氣化技術、數字化技術等正快速發展，一些技術成熟、市場吸引力大的項目，開始進入規模化發展，成為能源轉型與綠色復甦協同並進的成功案例。

（五）做好中國能源政策的優化與平衡工作。能源政策在能源轉型中起着基礎性、導向性作用，直接影響着能源供應和消費方式，進而影響經濟發展方式。在“十四五”及未來更長一個時期，中國的能源政策必須適應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新要求，深入推進“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立足國情實際和發展階段，堅持穩健務實、協同靈活的政策導向，推進能源事業高質量發展。中國依然存在着能源管理體制上一些政策相互衝突和矛盾，執行協調難度較大。下一步，要加強政策統籌，增強協調性，形成有效合力。特別要加強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雙向調節，促進供需動態平衡。同時，考慮到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在發展階段、經濟實力、資源稟賦等方面有較大差距，應堅持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國家層面加強統籌協調，提出不同區域的重點任務和階段目標，鼓勵那些經濟發展水平高、綠色發展基礎好、生態文明創建積極性高的地區，成為能源轉型、綠色復甦及碳減排的“領頭羊”。

（作者為中國石油集團國家高端智庫研究中心專職副主任、學術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