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繼平：日本表現出再次戰略誤判的苗頭

值此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舊秩序交替之際，日本作為大國之一的戰略動向、尤其是對中美兩國的立場引人注目。美國拜登政府上台以來，日本不僅策應美國就香港、新疆所謂人權狀況批評中國內政，甚至對追隨美國武力介入台海躍躍欲試，其對外戰略是否將有重大調整值得關注、深思。

日本有無“戰略”或“戰略思維”，一直是個有爭議的話題。有人認為日本有戰略甚至長於戰略，也有人認為日本只有戰術而沒有戰略。這不僅是個學術問題，更關係到對日本政策走向的判斷。

日本當然有戰略，而且自古以來善於戰略謀劃。日本從公元7世紀起派遣隋使、遣唐使20餘次，持續近3個世紀，學習中國典章制度建立律令制國家，吸收大陸先進文明，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體現了其戰略遠見。近代，日本雖然受西方列強侵擾比中國晚，但通過對內改革、對外周旋，不到半個世紀就擺脱被奴役命運、躋身強國之列，其戰略制定和實施能力都不可小覷。

但日本的戰略謀劃最終失敗甚至開始就註定失敗的例子也不少，因此被很多人認為“精於小利而昧於大勢”。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決策。日本以外交談判作掩護、精心隱蔽海軍艦隊得以成功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堪稱完美戰例。但其與美國開戰被認為註定沒有勝算，因此這一決策成為描述日本“有戰術而無戰略”的典型案例。

成敗另當別論，日本確實喜歡進行戰略性規劃、謀劃，遠者如戰前的“大東亞共榮圈”，近者如“自由繁榮之弧”“自由開放的印太”等。因此，比起討論日本有無戰略，探討其戰略文化可能更有意義。

縱觀歷史，日本近代前的六七百年裏，眾多藩國主要靠實力（主要是武力）和謀略生存。日本戰略文化受這段歷史影響很大，形成一些突出特點和傾向。比如崇尚實力、迷信武力。因此日本對國家實力強弱、地位高下非常敏感，對取得大國地位、拓展國土的執念頗深。又如結盟強國、敢於挑戰大國、利用各國矛盾獲利。日本先後與英、德、美三強結盟，而且向中、俄、美三大國都曾發起正面戰爭。此外還有喜歡運用謀略、欺詐。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偷襲珍珠港等都是例子。

戰略文化作為文化和思維方式的一部分，改變並非易事，更何況日本戰後並沒有對其歷史錯誤進行認真反思，因此它自然會影響並體現於當今的日本外交中。

2010年日本採取冒進政策，在釣魚島附近“撞船事件”後扣押中國漁船船長，17天后才在外交壓力下予以釋放。但當時有40多名日本國會議員向首相遞交公開信，居然怒稱此結果是“堪比三國干涉還遼的國難”。對於甲午戰爭後日本因俄德法出於私利的“勸告”而被迫吐出被其視為戰利品一部分的遼東半島（作為條件，又多要了中國三千萬兩白銀戰爭賠款）的往事，100多年後的日本政治家們仍將之視為國恥記憶猶新，可見日本帝國主義思維的根深蒂固、影響深遠。這讓世人既驚訝，更對今後與日本打交道感到悲觀。

國家有戰略思維是好事。當前面臨複雜挑戰的中日關係，正需要雙方從長遠戰略出發制定方向和目標，以政治引領確保其穩定發展，這也是中方一直強調的。但日方搖擺不定、屢屢試探中方戰略底線甚至將中國視為假想敵的舉動，令人擔憂其戰略文化能否做到與時俱進、適應當今合作共贏的世界潮流，能否避免再次出現戰略誤判和“暴走”。

日本已經看到國際秩序變動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抓住機遇成為國際戰略博弈場主要玩家的衝動明顯，併為此積極進行戰略謀劃。在印太戰略、台海等問題上，日本的作為顯然不只是一個追隨者。日本最終會做出什麼選擇、給地區及世界秩序帶來什麼影響，目前還不能斷言；對它可能做出的選擇錯誤，別國恐怕也難以制止。

面對日本對外戰略上的不確定性，我們只能一方面繼續持合作姿態，另一方面切實做好應對變局的思想和手段準備。▲（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