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認清影響中美關係的三大因素

自從特朗普總統上台以來，中美關係進入多事之秋。拜登總統就職以後，很多人期待的中美關係轉機遲遲沒有到來，反而有繼續惡化的趨勢。影響中美關係的重大因素有三個，分別為國家實力接近、價值觀念差異增大和認知誤差。只要這些因素存在,領導層的更替最多隻能對認知誤差有所影響，並不能改變中美關係中的結構性問題。

國家實力不斷接近，是影響中美關係的基礎性因素。上世紀70年代中美走近時，正是有史以來中國與美國力量差距最大的時候。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時，以美元表示的中國GDP總量，只相當於美國一箇中等規模的州。通過拉攏中國，美國既可以加速中蘇同盟體系的解體過程，幫助自己從越南戰爭的泥潭裏解脱出來，又不需要擔心來自中國的競爭威脅。當時，中國除了幾顆核武器以外，沒有更多可以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手段。直到20世紀末，美國也沒有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現實威脅。美國認為，在21世紀的前四分之一時間裏，世界上不會出現任何一個可以動搖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9·11”事件以後，美國還沒有很快認識到國際格局變化的可能性，仍然把美日關係視為美國在亞太戰略的主要支柱。

2008年金融危機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里程碑事件。隨後，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家實力開始引起美國廣泛而深切的關注。2013年以後，中國外交政策和軍事戰略進行重大調整，開始向真正的大國戰略方向邁進，“一帶一路”、亞投行和永興島擴建等重大倡議和工程相繼啓動、完工。在美國一些人看來，中國力量變化已經導致對外戰略的變化，已經不再掩飾自己挑戰美國地位的戰略意圖，已經從美國的潛在戰略威脅變成現實戰略威脅。到了特朗普總統時期，這種解讀變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

價值觀念差異增大，是影響中美關係的第二大因素。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雖然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但在一些美國人看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自由化改革就是政治自由化改革，中國的政治制度正離開蘇聯模式，走在美國希望看到的方向上。這種認知曾長期是美國知華派遊説美國中間派、施壓美國反華派以維持中美關係的重要邏輯基礎。現在，美國有些人認為中國政治改革駛回蘇聯方向，離開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中國則有人認為，美國已經赤裸裸表達推翻中國政體的意圖，已經不可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存。中美雙方對對方的價值觀期待同時下降。雙方都開始有人把當前的中美價值觀關係，視為美蘇式的關係。

價值觀問題本身也很複雜，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基礎政治制度，也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問題；二是具體的人權和民主議題，如少數民族權益、地方自治權等問題。在基礎政治制度層面，共和黨人堅持最經典的自由主義理念，與社會主義的差異非常大。但與此同時，共和黨人卻更加關注國家安全、主權和利益等議題，在具體的民主和人權問題上反而與中國爭執不多。美國民主黨則相反，有社會主義和大政府的傾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反感程度其實比共和黨要低。但是，民主黨人卻非常在意一些具體的民主和人權問題，這又讓民主黨執政的美國在具體人權問題上與中國的爭執會增加。

認知不對稱甚至是誤差，是當前中美關係惡化的主要誘因。一些中國人的過度樂觀與一些美國人的過度悲觀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有些人認為，中國崛起、美國衰落已經是不可阻擋的大趨勢，中國已經不需要延續以前與美國打交道的方式。美國確實大不如前。在20世紀，美國的國際地位有過兩次高峯。第一次是打贏二戰以後，美國一家獨大，碩果僅存，幾乎是隻手打造出一個現代國際秩序。第二次是打贏冷戰以後，人類社會史無前例進入一超獨霸的時代，美國盡享勝利紅利。但盛極必衰，進入21世紀後，美國先後經歷“9·11”事件、金融危機和特朗普陷阱等三重挑戰，國家實力相對下降，道義優勢絕對下降。雖然如此，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最有吸引力、最具有創新力的國家。美國在經濟、金融、科技、軍事和國際體系中的領先優勢，仍然是任何其他國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可撼動的。

在政治上，美國有些人則對中國的前景過度悲觀。美國一些人忽略了40多年改革開放對中國社會的強大塑造能力，也低估了改革開放受益羣體在中國社會和政治中的影響力。中國在不斷探索自己的道路，會與美國式民主有較大差異，但無論如何也不會回到過去，成不了、也不會是第二個蘇聯。中國的軟實力有所上升，但我們的合作伙伴要麼是利益追求型，要麼是風險規避型。願意追隨、複製中國發展模式的國家，即使不能説沒有，也是非常少的。

在這三大因素之中，國家實力的對比關係是客觀因素，傳統上是國家間衝突的主要來源，是很難改變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大背景之下，這一因素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大不如前。中美關係在過去幾年的突然惡化，主要是與價值觀和認知這兩個因素的突然變化直接相關。如何讓中美關係迴歸現實主義常態，避免讓中美走向冷戰式對抗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是兩國的共同使命。（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