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丹：“三管齊下”追究日本排廢國際責任

日本政府正式確定將福島第一核電站核廢水排放入海，這一決定引起國際輿論廣泛關注和擔憂。2011年福島核事故是迄今全球發生的最嚴重核事故之一。福島核廢水排放對日本近海的污染毋庸置疑，而且隨着海洋環流效應，也必將對東海、黃海和太平洋更廣闊海域的環境帶來危害。正因如此，向大海排放核廢水，不只是日本的國內事項，更是國際社會的重大事項。

西方國家為何“集體沉默”

英美官方對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放的態度，雖和政治“選邊站”有一定關聯，但也和二戰後發達國家核能軍民利用的歷史有關。

美國自1946年至1958年在馬紹爾羣島進行數十次核試驗，造成對太平洋島嶼及其海域的嚴重污染，卻鮮少遭到國際社會的質疑和譴責；上世紀70年代，法國曾因在南太平洋上進行海上核試驗，被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訴至國際法院；本世紀初，英國也曾因海底核廢料問題被愛爾蘭告到國際海洋法法庭。

這次日本強調計劃排放的核廢水為“淨化水”，在國際場合展示其“無害”的數據信息，而國際原子能機構也對日本從五種排廢方案中選擇排入大海並無異議。究其原因，一是與核污染污水排放有關的法律制度和科學證據存在緊密關聯，而當前階段，人類社會對核污染和排放的科學認識仍有不足。二是國際上還沒有對核電站污水或廢料的污染建立起強有力的約束機制。

日本核廢水排放的國際責任

日本核廢水排海行為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海洋環境保護與保全的一般性規定。日本強調排放的是處理過的“淨化水”，而非污染海洋環境的“核廢水”，目的就在於規避未來可能的追責。

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92條規定締約國有“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義務”。公約第12部分“海洋環境保護保全”，規定締約國的具體義務包括：禁止排放任何來源的污染海洋環境的物質；禁止損害他國及其環境的行為或活動；禁止將損害或危險從一個區域轉移到另一個區域，或一種污染轉變成為另一種污染。公約還對污染危險的監測和環境評價、發生污染後的合作義務、未履行海洋環境保護與保全的一般責任和補償責任等做出具體規定。因此，日本核廢水排海行為毫無疑問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海洋環境保護保全的一般性和具體性規定。

日本核廢水排海行為本身雖難以定性為國際法意義上的“傾倒”，但也涉嫌違反《核安全公約》《國家責任草案》等國際法文件。

根據1972年《倫敦傾廢公約》及其1996年議定書的規定，“海洋傾倒”指“任何從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構築物上有意地在海上傾棄廢物或其他物質的行為”。這些規定強調主觀故意，但也強調通過一定的運載工具傾倒的條件，所以這次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海或將難以界定為《倫敦傾廢公約》的“傾倒”行為。

但1994年《核安全公約》不僅將“核設施”定義為“一締約國管轄下的任何陸基民用核動力廠，包括貯存和處理放射性材料的設施”，還強調核安全責任應由對核設施享有管轄權的國家承擔。2001年國際法委員會《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還指出，一國應對其國際不法行為承擔包括賠償在內的國家責任。鑑於日本政府福島核廢水排海對周邊國家甚至全球海洋環境與生態的危害，日本應當對其管轄下的福島核電站核廢水安全問題和引起的損害承擔責任。

歷史上的核事故，例如切爾諾貝利和三哩島核事故都是大氣污染，沒有類似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海這類事件。對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海及其可能引發的風險，不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新問題。即便如此，日本核廢水排海行為仍涉嫌違反預警（又譯為風險預防）原則、謹慎原則、不損害國外環境責任原則、國際合作原則等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得到包括“特雷爾冶煉廠案”“萊茵河氯化物案”“莫克斯工廠案”等國際判例的確認與支持。

做好對日追責準備

從日本政府宣佈到開始排放，預計專用設備的審查和施工仍需兩年左右時間。在日本開始排放行動之前，我國作為利益攸關方，可從道義、政治和法律“三管齊下”予以應對。

道義途徑。人類通過海洋水體成為緊密相連的命運共同體，福島核廢水排海與當今倡導環境保護的大趨勢不符，更違反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福島核廢水排海首先殃及日本本國的漁業、食品、旅遊等相關行業，因此可通過日本國內民間組織和國際環保組織的力量阻止日本政府的行動。我國未來還可聯合周邊海洋環境受損的國家，如韓國、太平洋島國等，促使其放棄排海行動。

政治途徑。對於日方決定我們當然要提出外交抗議，但單靠外交抗議難以阻止日本。2021年3月國際原子能機構公佈《ALPS評估報告》提到，淨化過的污水難以去除氚這類放射性物質。除了污水排海之外，是否仍存在其他可替代方案？排海行動是否經過嚴格的環境影響評估，且對中國、韓國等周邊國家保持公開透明？這些都需要促使包括國際原子能機構在內的國際組織形成決議，或發起國際行動阻止日本排放核廢水，或對核污染程度、排放風險、可替代技術等對日本政府發起專家獨立調查。

法律途徑。目前韓國官方已經表態，稱正評估將日本核廢水排海問題提交包括國際海洋法法庭的選項，日本或將面對來自受損國的索賠請求。我國也應未雨綢繆，將法律手段作為工具選項。

其一，國際法學界應提前梳理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海所涉及的國際法問題，研究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環境致害的國際責任、跨境環境索賠、環境問題爭端解決等，以備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決策。其二，對國際爭端解決機構善加利用。除了提起海洋環境問題的國際仲裁外，還可通過聯合國下屬的國際組織推動國際司法機構的“諮詢意見”，展現我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研究員、民盟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