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啓訥：台灣能教好美國人漢語嗎

美國國會一些議員近日表示，為“抗衡孔子學院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力”，敦促拜登政府擴大“美台教育倡議”，以台灣取代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學項目。這些人認為，在全球化的世界裏，美國學生對學習漢語及中華文化和歷史仍然有很高的需求，而“台灣可以協助美國滿足那個需求”。

實際上美國的漢語教學一直與美國的政治需求密切連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在美國政治當中的角色無足輕重，美國人對於中國文化和中國語言也沒多大興趣。二戰期間，政治需求和戰爭需要推動了美國的漢語教學，並形成了美國的教學特色：不同於學術層次的漢學研究對閲讀能力的極高要求，美國人重視口語能力，為此特別發明了最接近英語發音的漢字耶魯拼音系統，讓學習者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掌握漢語日常對話的能力。

冷戰開始後，美國一度將紅色中國視為其主要對手之一，官方為大學漢語課程投注大量資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每年已有超過1萬名大學生學漢語。與此同時，中學生學習漢語的人數也有顯著的增加。有必要提到針對華人移民的漢語教學。清政府在20世紀初到美國設立中文學校。民國時期，由華僑設立，用以教育華裔子弟的中文學校數量增加到數十所，而這其中的學生人數遠遠高於在大學學漢語的非華裔學生。在師資方面，華裔教師的比重極高。以1965年“移民法案”通過為界，前期多數教師只能教廣東話，後期教授普通話的師資人數倍增。在1994年之前，大學和中文學校的普通話師資通常都來自台灣。產生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冷戰”前期，美國與台灣當局維持盟友關係，台灣大致佔據了與中國有關的移民配額和非移民簽證配額。

毫無疑問，這段時期的漢語教學背後隱藏着意識形態的背景，但在美國實用主義教學哲學的技術侷限下，來自台灣的普通話師資，只能把主要教學內容集中在口語和相對簡單的閲讀上，語言教學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歷史知識，集中在日常生活和常識層面，在美國和台灣師資雙方共同設計的教學內容中，往往討好西人的東方主義想象，滿足西人的初階好奇，難以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層面。

21世紀初，中國的經濟成長對美國社會產生巨大的吸引力，美國的大學漢語教學規模快速擴大，並從大學向中小學擴散。大陸國家漢辦的加入，使美國漢語教學的規模、方法、內容和質量都有比較大的提升，其中包括對於中國文化價值比較深度的呈現，更有助於語言學習者體會母語使用羣體的思維。這個結果，對於秉持實用主義哲學的美國而言，本來是一大利好。

不過大家都看到，面對中國的發展，美國的焦慮感陡增，於是從經濟和政治層面採取了一系列打壓中國的措施。在文化層面上，美國也喪失了自信，把漢語語言教學和文化傳播視為對美國優越地位及所謂美國價值的威脅，這樣我們就看到美國要用台灣的漢語教學體系取代孔子學院教學體系的舉動。

從技術層面上看，我們只能説美國的做法是一種自我損害，從道德層面上看其實是怯懦的行為。我們只看技術層面，在“冷戰”時期，來自台灣的漢語教學師資，雖然沒有得到傳授深層中國文化的機會，但尚能平實呈現物質層面的中國文化，在語言教學上尚能比較準確地把握語音、詞彙和語法的傳授，也累積了教學經驗，改善了教學方法。儘管那時他們不能夠使用美國學習者目前完全習慣和接受的漢語拼音進行教學，但至少可以沿用耶魯拼音教學。到了“後冷戰”時期，超過30年的“去中國化”運動，已使台灣的教學師資在很多層面喪失了對於中國文化的基本瞭解。在語言教學上，僅有在台灣的幾所專業機構的專業人士，能夠以漢語拼音準確教授漢語語音和語法，派往世界其他地區教授漢語的師資則既不能使用漢語拼音，也不能準確地教授漢語普通話的語音和語法。經過70年的分離，台灣的漢語詞彙與大陸漢語詞彙出現了比較大的差異，但美國學習者的需求卻是掌握大陸漢語的詞彙，因為對於實用主義的美國而言，這是他們做生意的工具，也是對抗他們想象中的敵人——中國的工具，如果他們接受的語言竟然跟中國大陸在現實中使用的語言出現鴻溝，那就不僅是造成學習者的困境，更重要的是造成美國利益的損失了。美國人可能做夢都沒想到，會被自構的意識形態拘束，陷入動彈不得的困境。（作者是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