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歐洲新生代政治人物走上歷史舞台

2020年12月，年屆94歲高齡、被譽為“歐元之父”和“歐盟憲法之父”的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因新冠肺炎併發症去世；2021年9月後，在位長達16年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將告別政壇。這兩件看似關係不大的事情頗具象徵意義，或許標誌着歐洲政治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代際更替時期。

歐洲政治“樂觀時代”的終結

在德斯坦於上世紀70年代擔任總統時，法國內政的主題是“實現政治生活現代化”。降低投票權的年齡限制、墮胎合法化以及允許協議離婚，都是德斯坦的主要政績，目的是讓法國人生活得更加“自由”。在對外事務中，德斯坦的主要貢獻是和當時的德國總理施密特一道，在“超國家的強勢歐洲和受成員國擺佈的弱勢歐洲”之外尋求“第三條道路”，並共同倡議建立歐洲貨幣體系，為後來歐元的問世打開了通道，也為後來西歐國家通過展現制度優勢和推進一體化而“贏得”冷戰奠定了基礎。

但在默克爾總理執政的大部分時間裏，歐洲則進入了一個矛盾叢生的時期：在多數國家同性婚姻合法化、部分國家大麻合法化的歐洲，“政治生活現代化”似乎已走到了盡頭。默克爾繼承了施密特維繫歐洲一體的理想，但卻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政治代價，甚至間接導致了她在政譽尚隆的情況下不得不選擇離開。

德斯坦時代的歐洲儘管身處冷戰，但內政有資源外交有空間，歐洲政治仍充滿想象力和樂觀精神。默克爾時代的歐洲儘管收穫冷戰紅利，但內部紛爭不斷外部危機四伏，歐洲政治嘗試變革卻拒絕付出代價，瀰漫着濃重悲觀情緒。從德斯坦到默克爾，可以看作是歐洲一個政治時代的縮影，並以樂觀精神的終結畫上句號，政治的代際更替已不可避免。

綠黨興起與右翼更右

什麼是歐洲政治的未來？歐洲傳統的左右翼政治和民粹主義都試圖給出自己的答案，並且通過競選執政的方式將答案制度化。在傳統中間政治的解決方案失效後，近年來各方博弈的結果是，在急需解決社會不公正不平等的形勢下，擅長解決分配問題的傳統左翼卻日漸式微：德國曆史悠久的社會民主黨一再受挫，淪落為民意支持率不足30%的第三大黨；法國社會黨則乾脆在選舉中潰不成軍，左翼政治衰落已經成為歐洲範圍內較為普遍的政治現象。

與此同時，傳統右翼的政治地盤被極右翼勢力不斷蠶食，為鞏固政治支持，執政的右翼政黨被迫接納更多的極右政治主張，政策更加趨向保守，德國的選擇黨和法國的勒龐都在扮演着這種驅動政治向右轉的角色。

中間政治的破產和傳統左翼的衰微，給歐洲“綠色政治”的興起提供了空間和機遇。綠色政治以解決“資源環境和代際不平等”為主要訴求，支撐其崛起的主力是德、法、英等歐洲大國的年輕人，並在這些國家成了一種政治時尚和潮流。作為綠色政治的代表，歐洲各國的綠黨在政治上更理想，在政策上更激進，已在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以及近年來的德國、法國等國地方議會選舉中顯示出力量。歐洲政治亟待收拾中間政治破裂的殘局並重新塑造左右翼平衡的政治生態，似乎正以綠黨興起、右翼更右的方式來實現這樣的代際更替。

轉向現實主義外交的歐洲

以德斯坦、施密特為代表的歐洲政治一代親歷過二戰和冷戰時期，深知戰爭和動盪是歐洲不可承受之重，因此那個時期的法德對外政策主軸是對話與和解，堅信鑄劍為犁、化敵為友的理想也成為歐洲政治能夠保持樂觀精神的底氣。這種具有長期戰略考量和深厚歷史關照的歐洲外交傳統在科爾和希拉剋時期得以延續，幫助歐洲有效利用了美蘇對抗的縫隙發展經濟並推進一體化，為自己贏得了“冷戰勝利者”的地位。

但當前歐洲的一些政治人物則是以“全球化失意者”自居，挫折感和失落感很重。在民粹主義裹挾下，一些歐洲國家將失意的賬算在世界其他國家尤其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頭上。認為由歐美主導的國際規則還是“好的”，但被一些國家“鑽了空子”，這種對國際秩序變化的認知充滿了分裂和扭曲，政治人物的政策邏輯和言行也因此開始離經叛道。

當歐委會前任主席容克喊出“歐洲不再幼稚”時，歐洲就開始在外交上從樂觀轉向悲觀，讓理想向現實妥協。在默克爾執政的多半時間裏，德國仍然試圖堅持施密特以來的外交傳統，主張通過經濟發展來應對安全挑戰、通過對話而非衝突來解決爭端。2010年德國總統科勒就因為説了一句“為保護德國利益（比如通商路線）有必要採取軍事行動”而被迫辭職，如果對照一下馬斯外長最近有關推動歐盟形成“印太戰略”和卡倫鮑爾防長有關要向南海“派遣軍艦”的言論，難免要對德國和歐洲開始喪失外交理想主義並向現實主義苟且而唏噓不止。

如果歐洲認為向外轉移矛盾有助於實現相對平穩的代際政治更替，那麼時機的把握和對象的選擇就尤為重要。從戴高樂到希拉剋、從施密特到默克爾，歐洲對外政策其實有着一條戰略自主的清晰脈絡。堅定地推進內部改革並激發起樂觀的外交理想主義，勇敢地去化敵為友而非視友為敵，是歐洲新生代政治家們可以從歷史和前輩那裏傳承到的最寶貴經驗。（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