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敏：美國“中國行動計劃”還在作惡

上週四，華裔女科學家遊曉榮（音譯）被美國聯邦法院裁定共謀盜竊商業機密罪、經濟間諜罪和電信欺詐罪等5項罪名成立。上週三，美國司法部宣佈對南伊利諾伊大學華裔數學教授肖明慶（音譯）提起訴訟，指控他犯有兩項電信欺詐罪和一項虛假陳述罪。這兩起案件均被認為與“中國行動計劃”有關。

什麼是“中國行動計劃”？2018年11月，時任美國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提出“中國行動計劃”，實施至今已兩年有餘。美方稱制定“中國行動計劃”的原因在於，“非傳統情報蒐集人員已經侵入了知識產權領域，包括實驗室、大學和國防工業基地的研究人員正在被利用，進行了與美國利益相悖的技術轉移”。

因此，美國為“中國行動計劃”設定的首要目標就是所謂優先認定盜竊商業秘密和經濟間諜案（為了外國政府的利益盜竊商業秘密），並且優先考慮使用司法部的核心工具：刑事調查和起訴。因為學術界的開放傳統以及國際交流對思想自由流動的重要性，美司法部認為學術界是美國最脆弱的領域之一，並一直在追求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清查外國影響力的滲透、提高校園威脅的防範意識，一方面起訴沒有申報與中國有合作聯繫的科研人員。對美國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系統漏洞進行嚴密審查，深挖科研人員與中國的關係，尤其針對涉華高科技人才掛出了靶心，從大學教授到科研交流人員，都成為美司法部的目標。

從2013年到2016年，美司法部沒有任何指控個人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案例。然而，自從美司法部祭起“中國行動計劃”大旗後的兩年多時間裏，它對參加中國高校或科研機構合作的科研人員，包括美國本土科學家和華裔科學家，已經提起至少23起刑事訴訟，其中5起涉及商業秘密、1起涉及經濟間諜。其中大部分案件最後都是以虛假陳述、電信欺詐，甚至虛假納税申報的罪名宣判的，如哈佛大學利伯案、麻省理工陳剛案，以及愛默裏大學李曉江案等。

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NIH）是接受聯邦資助項目最多的研究機構。2020年6月披露的調查數據顯示，NIH已調查189名科學家，但只有4％（7人）存在知識產權問題，大部分人僅僅是沒有及時或準確地披露外國資助信息。這説明美國政府此前宣稱“中國的人才計劃就是為了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的論調完全站不住腳。

但在越來越嚴厲的政策壁壘和種族標籤的打壓下，華人學者、科學家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嚴峻局勢。一些學者的科研合作被迫戛然中止，隨即陷入痛苦漫長的訴訟程序和牢獄之災。此前陳霞芬和郗小星兩位華裔科學家被FBI錯誤指控從事間諜活動，雖然最終證實了清白，但對他們的職業生涯和個人聲譽已經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

4月14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稱，目前FBI手中已有2000多項對中國的調查，有1000多起涉及中國“企圖竊取”美國技術的案件懸而未決，幾乎平均每10小時就開啓一個涉華“反間諜”案件……然而，美國司法部4月最新彙總的“中國行動計劃”兩年來的“成果”展示只有80起案件，其中還包括一起走私野生動物海龜的引渡案，也被計入其中湊數。在過去一年裏，聯邦檢察官對美國各地高校和研究機構的10名學者提出指控，其中只有3起涉及盜竊商業機密、經濟間諜或轉讓知識產權。聯邦調查局並沒有按犯罪類型、部門或地域披露所説的2000起正在進行的調查，我們只有當一個人真被起訴時，才能瞭解到是否確有其事。美國學者瑪格麗特·劉易斯在“罪名化中國”一文中指出，美國正在“把‘中國行動計劃’作為黏合劑，在這把大傘下過度泛化國家安全的概念，把和中國牽強附會扯上關係的人都離譜地抹上犯罪污點”。

在特朗普執政的四年裏，美國國會和國家安全機構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硬，這種態度成兩黨的共識，短期內不太可能改變。迄今為止，拜登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國內的疫情防控上，並未大幅度修改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懲罰性貿易關税、科技禁令等限制措施依然生效，“中國行動計劃”仍在執行，且屬於諸多正在評估的政策之一。

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1月14日發佈的《美國政府支持的研究和發展國家安全政策總統備忘錄》（NSPM-33）為聯邦機構、大學和科學家個人提供了一份指令清單，説明如何在不放棄美國科學開放標誌的情況下保護國家安全。該備忘錄是特朗普政府“中國行動計劃”的尾聲，也被視為拜登政府對華科研政策的路線圖。

對我國而言，可將美國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的存廢或緩行作為衡量拜登政府對待中美科技合作環境的一個風向標。2021年美國政府可能會通過國會對該計劃進行審查或重新定義，以低調的行政手段進行調整修正。我國應抓緊時機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治建設，為拜登政府和美國主流輿論扭轉在知識產權竊取問題上的對華態度創造有利條件。同時，這也是保障我科技創新發展的必經之路，是“做好自己事情”的一部分。進而言之，如果能借勢實現對此前某些污名化的澄清，也將有利於扭轉美國輿論和民眾對華評價趨於負面的狀況。（作者是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副主任）